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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發、圓臉、微微凸起的肚腩，54歲的張旭東看上去就像這個年齡的男人應該有的模樣，穩重、大方，還有一點點微胖。
他現在的身份，是杭州華方數控機床有限公司的總經理，他創辦的這家企業是浙江省數控電火花放電加工機床領域的領頭羊，已經干了幾十年技術工作的他，每 天還要把大把的時間放在科研上，“管理倒是盡量請人來做，技術上我還要帶領隊伍。”張旭東交叉著雙手，語氣平淡，用詞短促，只說事情，很少感嘆，十足的理 科男形象。
38年前，16歲的張旭東成為了杭州市第十四中學的高一新生，那個年代的高中只有兩年的學制，兩年后他和全國610萬考生走上高考考場。
20世紀70年代末的中國方興未艾，1977年9月的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上，國家決定恢復已經停止了10年的全國高等院校招生考試。 對于張旭東這一代人來說，“高考”是突然闖入了自己的生活，而他也成為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文理分科的高中生。這個選擇，對他以及他的同學們來說，或多或少地影響了今后幾十年的人生軌跡。
為什么選擇理科
1977年9月，高二新學期開始，“你喜歡讀理還是讀文？”在一次課間，班主任叫住了正在埋頭看書的張旭東，“當然是讀理了。”張旭東脫口而出，沒有經過一點猶豫，接著又捧著書讀了起來。
張旭東還是高一新生的時候，他的老師帶著他們參觀過浙大，“看，這里就是工程師的搖籃。”站在浙大校門口，聽著老師的這句話，夢想一下子固化了起來，“長大后造飛機和軍艦”成了張旭東這時最大的愿望。
沒幾天，班主任在班上念了一份名單，名單上包括張旭東在內一共有五六名同學，“聽到名字的人，到一班去報到。”
摸不著頭腦的幾位同學拿著書本背著書包來到了高二(1)班的教室，“后來才知道，學校設了兩個重點班，1班是理科重點班，2班是文科重點班，都是各個班級里學習比較好的學生，組織起來促進學習，讓更多學生能考進大學的。”
高二(1)班一共有近70名學生，女生數量只有10多人，大家開始了對數理化知識的深化強化學習。和普通班不同，重點班的學生每天晚上還要留在學校里上課。
張旭東和新的同學們聊了聊天，對于為什么選擇理科班，所有人的理由都出奇的一致：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這是當時全中國校園里最響亮的一句口號。
第一個理科班是怎么學習的
“當時一共考6門課，語文、英語、政治、數學、物理、化學，老師也不知道高考會考什么，那時候也沒有題海戰術，就是結合課本，琢磨出更難的題目給我們做。”這是重點班和普通班的最大區別。
在恢復高考后的這一批高中班級里，老師和同學們才剛剛開始高考復習模式的探索，“當時的思想很單純，大家就是想好好學點東西。”至于能不能考上大學， 這更像是一種“老天的恩賜”，“能考上當然最開心了，考不上也不覺得有什么。”即使是專科畢業，也是能分配到工作，相當于有了一個穩定的鐵飯碗，下半輩子 的生活都穩妥了。
在政治課的學習上，張旭東和他的同學們采用的是現在看來有些“笨”的方法——死記硬背，“從家到學校三四公里的路，走在路上的時候背，在公交車上背。”
不過語文和英語兩門課，絕大多數人抱著半放棄的態度。首先是因為興趣不大，其次，這兩門課的內容太廣泛，死記硬背的效果實在不好，更主要的原因是大家覺得這幾門課學得再好，以后的工作也用不上。
在理科班學生最愛的數、理、化學習上，大家自發采用了現在看來最科學的學習方法——抱團學習，“班里的同學學習都不錯，大家課后都喜歡湊在一起討論題目。幾個住得近的同學，就輪流到對方家里一起學習。”
那時候買不到各種教輔書籍，教科書被他們翻了個遍，但這些知識點沒法滿足他們愈發旺盛的求知欲，怎么搞到題目成了一件難事。除了老師偶爾出的幾道題目 外，這群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理科生們各顯神通，張旭東央求在政府部門工作的父親，為他從浙江省圖書館借來蘇聯出版的理科書，“這些書不是科普書也不是教課 書，比如有的講物理學的動能，里面有公式，有例子，也有一些題目。”張旭東搞來的理科書一下子就成了大家手中傳閱的搶手貨，“就像現在小年輕排隊搶 iPhone6一樣。”大家要趕在還書之前將整本書一字一句抄下來。
這樣的重點班是杭州第十四中學為了“應試”應運而生的，不過大家都沒有把“應試”放在心上，對于他們來說，考上大學和中了彩票差不多，“為自己爭氣、 為爸媽爭氣、為國家爭氣的感覺特別強烈，那時候考試也從來不排名，成績出來以后，就和關系好的朋友對比一下，暗暗比較，下次再超過他。
張旭東的高考
在這樣一年的重點班學習后，張旭東和他的同學們迎來了高考。6門課，其中英語不記錄成績，所以滿分是500分，“能考成什么樣，心里沒有個底。” 政治課，死記硬背的內容發揮得還算正常；語文，考的一般般；英語，半放棄狀態下只拿了30多分；數學、物理、化學，“考這幾門課的時候才發現，高考卷子原來這么簡單，我們平時自學的內容比它們難多了。”這幾門課張旭東發揮得都很好。
最后張旭東考了360多分，大多數分是數理化三門課給掙的。在那屆高考里，390多分就屬于能進北大、清華的水平了。
張旭東被當時的杭州大學物理系錄取，“理科重點班全班60多個學生，只有三個人沒有考上大學。” 從這個角度看，那時杭十四中的重點班策略非常成功。
文理分科對他們的影響
高考畢業后多年，這個理科重點班沒有舉行過幾次同學會，不是大家不愿意開，是因為很多人在大學畢業后出國做了研究，“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出了國。”當年“走 遍天下都不怕”的口號，在他們身上很直觀地體現了出來。 “在大學做老師的，做企業的，做研究的，幾乎沒有進入仕途的。”張旭東說，而當年隔壁的文科重點 班，現在不少人在政府部門身居高位。
在杭州大學物理系畢業后，張旭東也曾有機會進入公務員隊伍，不過在當時的大環境下，沒有人覺得這是一個好選擇，“那時候大家都覺得在企業里才好，待遇福利也高，不覺得公務員是金飯碗。”
大學畢業后，張旭東面臨著法院、公安局和工廠三個分配方向，最后他選擇了去電機廠，理科男選擇了最適合他的環境以及和專業對口的崗位。
在以后的幾十年里，張旭東下海辦廠，又把企業搬回了杭州，做到了浙江省領先的地位，每天早上7點鐘，張旭東的生物鐘就叫醒了他，開車20公里到位于轉 塘的企業。周末只有一天的時間可以休息，他現在最大的樂趣，是抱抱、親親剛出生不久的孫女。而他的愛好，還是做技術，張旭東的另外一個頭銜是南京航天航空 大學校外兼職導師，他每年還有帶研究生的任務， “想想我們那時的學習勁頭，再看看現在，愿意從事基礎裝備制造業的人越來越少了。”張旭東嘆了口氣，在他的工作領域，能很清楚地感受到社會對待文理科的態度變化，“如果說我做出了一點成績的話，就是因為這個領域優秀人太少，才給了我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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