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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高考改革方案是如何出臺的
從1977年恢復高考以來，我國對于高考所做的改革一直從未停止。從全國統(tǒng)一試卷到全國多份試卷，從單一選拔到多元錄取……回溯37年間高考制度演變，一直在爭議中變革和前行。昨天（9月3日），隨著《國務院關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正式發(fā)布，新世紀高考改革的各項思路已逐漸清晰，一項更為全方位、系統(tǒng)的高考改革正在漸次展開。
出臺始末
2005年上書中央
回溯這輪高考改革的源頭，可追溯到2005年。
那年夏天，前教育部長何東昌上書中央，痛陳應試教育之弊，在中央領導的親自批示下，由教育部、中宣部等多個部委牽頭組織啟動了素質教育大調研。其中，由時任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談松華牽頭的“高校招生考試制度研究”是一個重要的調研內容。
在這次歷時一年的調研中，由談松華領銜的項目組先后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地召開了11場專題座談，聽取了100多位專家學者，教育行政干部和大、中、小學校長對高考改革的意見，并對比了歐美、東亞以及我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qū)的高考改革實踐，最終完成了《高校招生考試制度改革研究報告》。
這份報告提出：高考改革“應建立高中學業(yè)水平考試制度，分離高考承擔的高中畢業(yè)水平考試功能；將社會化的水平考試納入高考體系；建立中學學生綜合素質評價和社會服務記錄，逐步實行以高考成績?yōu)橹鞯亩嘣浫≈贫取?rdquo;并將這一目標最終實現(xiàn)的時間定位在2020年。
2010年方案擱置
2010年，教育部《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10-2020年）》正式發(fā)布，“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成為高考改革的三大關鍵點，高考改革正式進入“窗口期”。
也在同一年，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成立，這是直接向國務院科教領導小組負責的咨詢機構，委員會下設考試招生改革組。談松華再次被任命為組長，其他組員還包括廈門大學高教研究所所長劉海峰、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等多位關注高考改革的專家學者。
從 2010年底開始，考試招生改革組的專家團隊，先后到上海、浙江、福建等16個省市進行調研，召開了近百場座談會，內容涵蓋16個議題，包括考試科目、備考選考、異地高考、分省還是統(tǒng)一命題等，并形成了16個專題、共計80萬字的專題報告。專家組在此基礎上又起草了一個高考改革方案，但由于種種原因，方案在教育部黨組會議討論后被擱置，原因在于“分歧太大”。
2013年箭在弦上
進入2013年，在教育部的牽頭下，新一輪高考改革方案制訂工作再次開展，方案經(jīng)過了數(shù)輪討論，幾易其稿，多方征求意見，在“文理分科”、“高中學業(yè)水平考試納入高考成績”等重大改革措施上，各方爭論很多，遲遲難以通過。
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出臺，高考改革被納入“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的重要內容，“不分文理科、外語等科目社會化考試一年多考”等多項具體化的高考改革措施明確被提出。高考改革方案出臺已箭在弦上。
2014年正式發(fā)布
2014年全國兩會期間，教育部長袁貴仁表示，高考改革方案已有初步意見，將力爭在今年7月底之前出臺。但直到7月結束，仍無消息。
8月29日，一則新華社消息再次引起公眾對高考改革方案的關注——當天，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等4份重要文件。
“這次會議釋放的信號很明確：高考改革方案馬上就要出臺。”作為研究高考的專家，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劉海峰敏感地捕捉到這一信號。他認為，這次會議也將高考改革方案的出臺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由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并提交中央政治局審議，這在中國當代高考史上都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事件。而在過去，考試改革方案基本由教育部牽頭出臺，采取單項推進，這次改革注定是一個全方位、系統(tǒng)的改革。
劉海峰的判斷得到驗證。5天后，《關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正式發(fā)布。
歷史流變
70年代重新恢復高考眾人爭過獨木橋
我國的高考制度創(chuàng)立于1952年，“文革”期間曾一度中斷。1977年，在鄧小平的直接主持下得到恢復。全國570萬考生一起，走進了闊別11年之久的高考考場。當年共錄取了27.297萬人，高考錄取率僅有4.8%。1978年，又有610萬人參加高考，錄取率僅為7%。兩次總計1180余萬人的招考創(chuàng)下了中國乃至世界考試史上的紀錄。
當時國家實行計劃經(jīng)濟，上大學意味著成為國家干部，農村娃可以吃上所謂的“商品糧”。于是，成千上萬的學子，浩浩蕩蕩地爭過“獨木橋”。但由于當時我國高等教育剛剛恢復發(fā)展，教育資源稀缺，高校錄取能力十分有限。
此后的1979、1980兩年，高考錄取率依然低于10%。直到1981年，高考錄取率才達到11%。
80年代外語納入總分引入標準化考試
回溯高考改革30余年來，考試內容的改革一直在不斷演變。恢復高考伊始，基本沿用“文革”前的考試辦法，文理分科。由于準備工作來不及，1977年的高考由各省、自治區(qū)、直轄市命題。文理兩類都只考政治、語文、數(shù)學，文科加考史地，理科加考理化。
在恢復高考的最初幾年，外語在很多省市并未列入總分，而是作為錄取重要參考。
1984年9月，英語正式被列入高考主考科目。此后的幾十年里，英語成為了必不可少的考試科目。
在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高考基本上是沿用傳統(tǒng)的考試方法。針對高考傳統(tǒng)的命題方法和考試方式的缺陷，我國從美國引進標準化考試。1985年首先在廣東省進行了英語、數(shù)學兩科的試點。1988年，這項改革試驗擴大到語文、數(shù)學、英語等5個學科，英語科則擴大到全國17個省（市、區(qū)），涉及100萬考生。
經(jīng)過由點到面的改革實踐，1989年原國家教委決定將標準化考試在全國推行。
90年代保送計劃實施考試科目多元化
作為一項全國統(tǒng)一考試，在人們的印象中，高考改革似乎始終未能觸及“大一統(tǒng)”的格局。而事實上，恢復高考后的30余年間，對統(tǒng)一考試、統(tǒng)一招生方式的改革探索始終沒有停止過。
1984 年，我國開始保送生的試點，即由中學推薦，高等學校考核同意，免予參加高考，直接進入高校學習。20世紀90年代初，保送生計劃人數(shù)曾一度擴大。但保送過程中出現(xiàn)了中學為了提高名牌大學的升學率，“推良不推優(yōu)”的傾向，出現(xiàn)了申報作假、干部和教師子女保送比例過高等現(xiàn)象。1999年教育部規(guī)定，全國所有保送生都必須參加綜合能力測試。
另一項重要的改革則出現(xiàn)在考試科目變化上。
繼1988年上海、浙江先行試點普通高中畢業(yè)會考后，1989年7月，原國家教委決定在全國試行高中會考制度，并在會考的基礎上改革高考招生制度。
當時，教育部門已經(jīng)注意到，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門對考試結果使用不當，高考升學率成為評估學校、教師和學生的唯一依據(jù)，片面追求升學率現(xiàn)象突出，一些學生偏科嚴重，高考客觀上承擔了對高中教育教學有偏頗導向的責任。
此后，湖南、云南、海南三省于1991年進行了在高中會考基礎上減少高考科目的改革；1995年全國各省、自治區(qū)、直轄市都實行了會考后的高考“3+2”科目組設置方案，即語、數(shù)、英三科為必考科目，文史類加考政、史；理工類加考理、化，每科滿分原始分150分。
在 “3+2”高考科目改革8年后，1999年廣東省率先探索“3+X”高考科目改革方案。語文、數(shù)學、外語三門為必考科目，“X”是在政治、歷史、地理、物理、化學、生物等科目中選擇1-2科。此后，各省陸續(xù)實施的“3＋X”科目方案是“3＋文科綜合/理科綜合”，少部分省市實施的是“3＋大綜合（或）＋1”方案。
北京市教育考試院副院長臧鐵軍認為，“3+X”科目改革的實施，在客觀上改變了以往全國一張試卷、一種高考模式的狀態(tài)，多樣化的高考模式初露端倪。這一改革對考試內容改革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動作用。
21世紀各地自主命題自主招生開始推廣
“3+X”的推行使得高考大一統(tǒng)的局面開始松動。
2000 年，教育部決定實施分省命題，上海、北京率先單獨組織高考命題工作。同年，北京、安徽等省區(qū)市試行春季高考改革，一年舉行兩次高考，試圖改變“一考定終身”的格局。但改革帶來的新問題也接踵而至。實行春季高考后，由于參與招生的學校和專業(yè)都不理想，以致考生積極性不高。在2004年內蒙古率先取消春季高考后，安徽、北京也相繼選擇退出。
與此同時，參與自主命題的省份也在逐年擴大，截至今年已有16個省市區(qū)全部或部分實現(xiàn)了自主命題。
統(tǒng)一考試的格局被打破，統(tǒng)一招生方式也在試圖破冰。在連續(xù)兩年多所學校試點的基礎上，2003年教育部在北大、清華等22所著名高校擴大自主選拔錄取改革試點。高校在自主考試與面試的基礎上進行初選，入選考生參加全國統(tǒng)考，成績達到學校同批次錄取控制分數(shù)線以上的可以由學校決定錄取，招生比例為學校年度本科招生計劃的5%。2006年，全國自主選拔錄取改革試點高校擴大到53所大學。這項改革使高校有了更多的招生自主權，擴大了不拘一格選拔人才的操作空間，同時對于中學實施素質教育有著積極的導向作用。
至此，“統(tǒng)一考試、分省命題，多元錄取”的高考招生考試格局已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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