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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改20年 特約專稿?

20年間我國高等教育實現了從精英教育到大眾化、普及化階段的轉變，高等學校招生考試制度也在全面變革。

縱觀20年來高考科目改革的歷程，體現為選擇性、基礎性、融合性三個理念的變遷。

考試評價制度改革對于課程改革具有導向作用，需要與課程教學改革同步推進。21世紀以來，我國高等教育發展與改革進入快車道，2002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15%，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54.4%。20年間我國高等教育實現了從精英教育到大眾化、普及化階段的轉變，高等學校招生考試制度也在全面變革。在高考科目改革方面，我國經過了從大文大理的科目設置到“3+X”“3+3”和“3+1+2”等多種模式并存的轉變，主要探索在會考或者學業水平考試基礎上進行的選擇性科目設置，旨在破除“唯分數論”“文理分科”等弊端，體現出基礎性、選擇性、融通性并存的特征，促進文理融通，為經濟社會發展選拔和培養知識、素質、能力結構全面的人才，從而實現科教興國、教育強國的戰略目標。

從基于會考的大文大理

到“3+X”

1977年恢復高考后，我國恢復大文大理的科目設置。1977年，政治、語文、數學為必考科目，文科考歷史、地理，理科考物理、化學；1978年，政治、語文、外語為必考科目，文科考歷史、地理，理科考物理、化學。

20世紀80年代開始，為解決文理偏科、唯分數論、學生學業負擔重等問題，我國開始探索高中畢業會考制度，并在此基礎上實施考試科目改革。1992年，原國家教育委員會《關于在普通高中畢業會考基礎上高考科目設置的意見》（討論稿）提出，按文理分科設置考試科目，文科考語文、數學、外語、歷史和政治，理科考語文、數學、外語、物理和化學，形成了在會考基礎上大文大理的分科考試模式，從1993年開始實行，一直持續到1999年。

大文大理的分科考試模式，遵循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結構，減少了學生的考試科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過早的文理分科也帶來學生因為偏科而知識結構不全的問題，尤其是在“唯分數論”導向下，難以適應知識經濟對人才寬厚的知識基礎的客觀需求，也難以滿足學生全面發展的需要。1999年，教育部《關于進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學校招生考試制度改革的意見》提出，為適應21世紀科學技術發展和知識經濟的新形勢，適應科教興國戰略中加大教育貢獻度的迫切要求，高校招生考試制度必須主動適應時代的特點及其對人才素質能力結構的要求，著力引導人才全面素質的提高和創新人才的培養。按照這一意見，我國從2000年開始實施“3+X”科目設置方案。“3”是指語文、數學、外語3門考試科目；“X”是指由高等學校根據本校層次特點的要求，從物理、化學、生物、政治、歷史、地理6個科目或者綜合科目中自行確定一門或幾門考試，突出能力、突出應用，鼓勵開展綜合能力測試，引導中學生全面發展。方案先在廣東、山西、吉林、江蘇、浙江五省試點，并逐步推開。

在實施的過程中，“3+X”體現為多種類型，比如廣東省2000年設置大綜合，覆蓋各科知識基礎，2001年改為“3+大綜合+1”；江蘇省2003年開始實施“3+1+1”，兩個“1”一門為符合高校要求的科目，另一門為任選。隨著全國范圍內高中新課改的實施，“3+X”科目設置方式進一步演變，廣東省2007年開始實施“3+文科基礎或者理科基礎+X”，江蘇省2008年開始實施“3+學業水平考試+綜合素質評價”模式，浙江省2009年開始實施“3+小綜合+自選模塊”。最終全國大多數省份定型為“3+文科綜合或者理科綜合”的模式，文科綜合由政治、歷史、地理3科組成，理科綜合由物理、化學、生物3科組成。迄今為止，尚未啟動高考綜合改革的10個省份，依然實施這種模式。

“3+X”的考試科目設置旨在通過文科或者理科科目內部的綜合，考查學生理解、掌握、運用中學所學知識的能力，引導學生全面發展。但實施過程中，也存在一些爭議，諸如文科綜合和理科綜合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文理分科的問題，而且命題難度大，容易搞成3門科目的簡單拼盤。

基于學考的“3+3”

和“3+1+2”

201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推進考試招生制度改革，以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為突破口，克服“一考定終身”的弊端，推進素質教育實施和創新人才培養。為落實教育中長期規劃綱要，2014年《國務院關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以下簡稱《實施意見》）頒布，正式啟動我國新一輪高考綜合改革。《實施意見》提出要完善高中學業水平考試，考試范圍覆蓋國家規定的所有學習科目，避免嚴重偏科；同時提出啟動高考綜合改革，在考試科目設置上增強高考與高中學習的關聯度，考生總成績由統一高考的語文、數學、外語3個科目成績和高中學業水平考試的3個科目成績組成。從此，高考科目改革進入“統考+學考”或“必考+選考”的新時期，但也經歷了從“3+3”到“3+1+2”模式的演化。

2014年，浙江省、上海市率先啟動高考綜合改革試點；2017年北京、山東、天津、海南4省市作為第二批試點省份啟動改革。第一、二批試點省份都是實施“3+3”考試模式，上海及第二批改革省份實施“6選3”模式，考生需要根據本人興趣特長和擬報考學校及專業的要求，從思想政治、歷史、地理、物理、化學、生物這6科中選擇3科作為高考選考科目；浙江省將技術納入選考科目，實施“7選3”模式。高考綜合改革在完善學業水平考試的基礎上，實施選擇性科目設置，實現了文理融通，增強了學生的選擇性。北京師范大學項目組2019年對試點省份2017級、2018級新高考生源的35635份問卷調查顯示，在35種課程組合中，物化生、政史地傳統文理科組合的學生只占全體調查對象的22.06%，其他學生均實現了文理融通。各利益相關群體對新高考滿足學生興趣特長、增加學生選擇性這一點認可度較高。

隨著試點省份高考改革落地，尤其是新高考生源進入高校后，高考科目改革的問題也逐步顯現。一方面，學生出現趨易避難的功利化選科傾向，試點省份選考物理人數下降，引起社會對高校人才選拔與培養質量的擔憂。項目組2020年對試點省份高校新高考生源的問卷調查和師生座談顯示，在學生選考科目與高校專業對學生知識結構要求匹配的情況下，學生生源質量有所提升；反之，部分學生面臨學業困難，出現高校人才培養質量堪憂的情況。另一方面，新高考背景下，學生的選擇偏好帶來高中教師結構性缺編的難題，給薄弱學校的教師隊伍建設帶來挑戰。后續啟動改革的中西部省份普遍面臨師資、經費、教室等辦學條件不足的問題，高中大班額以及可能出現的教師結構性缺編問題成為制約高考綜合改革推進的主要障礙。

為應對這些挑戰，教育部出臺《普通高校本科招生專業選考科目要求指引（試行）》，浙江省、上海市等相繼啟動物理選考科目保障機制，引導高校合理設置選考科目，引導學生理性選科。同時，2019年公布高考綜合改革方案的江蘇、湖南、湖北、廣東、福建、河北、遼寧、重慶8個省份，宣布實施“3+1+2”高考科目設置，即語文、數學、外語3門作為必考科目之外，學生需要在物理、歷史中選擇一門為首選科目，在思想政治、地理、化學、生物中選擇兩門作為再選科目。“3+1+2”模式解決了“3+3”模式下物理選考人數下降的問題，也降低了中西部省份高考綜合改革基礎資源配置的難度。項目組調研顯示，第三批高考改革省份物理選考比例在80%左右，基本與“3+X”時期理綜人數比例持平，但部分省份再次出現化學選考人數下降的問題，并啟動化學選考科目保障機制。

2021年9月，第四批啟動高考綜合改革的黑龍江、吉林、甘肅、安徽、江西、廣西、貴州7省份沿用“3+1+2”模式，同時教育部頒布《普通高校本科招生專業選考科目要求指引（通用版）》，要求報考理學、工學、農學、醫學的本科專業基本都必選物理和化學，提升了物理、化學等基礎學科的地位，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約束了高校對學生選考科目的不設限以及學生的功利化選擇。這是當前我國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加強基礎學科建設的必要措施。

截至目前，第一、二批高考改革省份延續“3+3”科目設置，第三、四批高考改革省份實施“3+1+2”科目設置，尚未啟動改革的省份實施“3+X”科目設置，3種模式并存。

服務學生發展和高校選材

高考改革不斷完善

縱觀20年來高考科目改革的歷程，體現為選擇性、基礎性、融合性三個理念的變遷。首先，在選擇性方面，無論是傳統高考的大文大理、“3+X”還是新高考的“3+3”“3+1+2”模式，都是讓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與特長，結合高校專業設置進行選擇，而選擇性的大小在不同方案中有所差異。其次，在基礎性方面，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實施的會考制度，以及21世紀初以來與高中課程改革相適應的學業水平考試制度，都是為了保證高中基本學業質量和高校人才選拔的質量，這也是保障高考科目選擇性的基礎和底線。最后，在融合性方面，新高考取消了文理分科，“7選3”“6選3”“3+1+2”分別有33種、18種和10種文理交叉的科目組合方式，在不同程度上促進了文理融通，這為充分滿足學生的興趣特長和全面發展、高校專業建設和創新型人才培養奠定了知識融通的基礎。

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宏觀戰略背景下，高考科目改革服務于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服務于推進教育現代化、建設教育強國的目標需求，也服務于學習者個性化發展需求。高考科目設置逐步完善的過程，也是探索個體發展目標與社會發展目標統一的過程，逐步推進教育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

（作者單位系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教育政策研究院）

《中國教育報》2021年12月17日第5版

作者：王新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