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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改革，很快就要根據專業填報志愿了。所以，了解大學里的那些專業，如今變得越來越重要，因為在中國高校，專業迷霧實在太多！比如這個——

連續七、八年吃到教育部門發出的“黃牌警告”，幾乎年年都逃不過專業預警的“魔咒”，法學到底還算不算好專業？

那些鐘情于人文社科類的年輕學生，今后是否應該慎選法學了？

今年，上海高招本科普通批投檔線公布那天，華東政法大學校長葉青專門留意了一下自家的分數線：和往年相比，華政今年的文理科投檔線非但沒“跌”，還穩中有升。

國家權威部門今年發布的一則統計數據，目前在國內幾大老牌政法院校的掌門人中流傳很廣：

我國執業律師目前有27萬多人，其中，精通外語且精熟國際經濟貿易法的律師只有3000人；

能代表中國企業到國際上打“反不正當競爭、反傾銷”和涉外“一般保護、特別保護”（俗稱“兩反兩保”）官司的律師只有50人；

能到WTO上訴機構捍衛我國的國家利益、代理爭端訴訟案的律師只有數位。

一頭是專業亮黃燈，一頭是法學專業人才缺口大，在葉青看來，兩者不矛盾。“法學和很多理工科專業是不同的，有其特殊性。法學專業辦得好不好，絕不是就業率一個數字所能反映的。”

法院招人不像工廠招人，從來都是好中選優、優中選精

幾乎每一年，教育主管部門發布專業預警榜單，法學被“點名”后，像華政這類大多數專業都沾“法”的院校總要站出來，拿一攬子數據“說話”——每年超過95%的畢業生就業率、超過50%的司法職業資格考試通過率……

雖說“危機公關”不得不做，但資深的法學教授們都知道，光憑幾個簡單的數字，無法完全呈現一所法學院或政法大學的辦學質量。關于法學，公眾有必要知道更多。

“法院進人和工廠招人完全不同。一個公司業務好了，可以一年招幾百個員工。而和法學專業對口的公檢法等機關的數量是相對固定的，憲法規定一個行政區劃內按規定只能設一家法院一家檢察院，絕對不會因為法學專業畢業生哪年多了就會跟著多設幾家。”

葉青說，這也就是公眾所看到的法學畢業生就業競爭相對激烈的原因所在。因為法院、檢察院等司法機關的招人標準也不是合格者上，而是好中選優、優中選精。

比如，被稱為“天下第一考”、每年平均通過率只有20%左右的司法職業資格考試，僅僅是司法從業者的職業門檻——千辛萬苦跨過這道門，要躋身“好中選優”的司法隊伍，還要面臨更激烈的競爭。

此外，無論是華政還是其他一些高校的法學院，這兩年，法學畢業生的就業領域已經出現了多元化。除了公檢法、律所以及其他政府部門，各種企業都在向法科畢業生遞橄欖枝。從起草合同文書到品牌管理、保護知識產權等，很多非訟訴領域都在大量吸納法學專業人才。

“但是在就業率的統計中，由于統計口徑的原因，很多新興行業和領域的新崗位并沒有被列入，或作為專業不對口的數據來加以簡單處理。”在葉青看來，法學專業和諸多應用型的理工科專業有本質的區別，人才培養周期相對比較長，加上特定的職業環境，這些都決定了，用一把簡單的就業率標尺來考核一所法學院的辦學績效，這種做法是不妥的。

同為法學專業，不同的院校單位培養水平差距太大

目前，全國開設法學專業的院校達700多所。說到人才培養現狀，葉青坦言，不同的院校的人才培養水平差距太大，粗放式的法學教育已經被貼上了“就業難”、“產銷不對路”的標簽，這是事實。

葉青專攻刑事訴訟法，而他在和同行交流中曾發現，有些高校的法學院，訴訟法只聘了一位教師在講課。“訴訟法里，有民事訴訟法學、行政訴訟法學和刑事訴訟法學三門主課。讓一人三肩挑，這就是典型的師資不足。”

不僅一些不具備基礎師資條件的院校都在開辦法學專業，“泥沙俱下”，而且作為華政的掌門人，葉青也成為法學專業泛濫的“受害者”。因為，有些院校但凡要新開法學專業，首先就想到引進若干名學科帶頭人，而挖人的首選單位就是老牌的政法類院校。

如此造成的結果就是“削峰填谷”——新開張的終因力量薄弱沒建成“高地”，而老牌院校的相關師資和教學科研力量倒被攤薄了。

葉青介紹，不同辦學層次的院校和高校法學院，目前在人才培養上，也正在形成分水嶺。

“辦學質量相對高的院校和法學院，眼下思考的是創新機制，培養行業期待的拔尖人才和復合型人才；而一些不如人意的院校，現在要考慮的是今后如何生存，也就是關停并轉的問題。”

實際上，包括葉青在內，很多業界專家都預言，明年即將全面實施的司法考試“新政”，將會成為加劇法學專業大洗牌的導火索。

法學教育將回歸精英化，大洗牌后只有精英院校留下

根據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完善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制度的意見》，司法考試制度將調整為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制度。改革后的法律職業資格考對報考者的專業門檻提出要求，只向法學專業畢業生和從事法律工作滿一定年限的人員開放，非法學類將不得報考。

在葉青看來，新實施的法律職業資格考，無疑是對外釋放一個明確的信號：法律的職業門檻今后會越來越高。

關于這一點，業內其實早就有共識。比如，上海啟動的司法改革，“員額制”就是一個關鍵詞。司法人員實施分類管理制度后，33%的法官和檢察官將由那些公認的具有較高水平和能力的司法精英組成。

與之呼應，未來的法學教育也會向職業化教育和精英化教育回歸。而在這一方面，韓國的法學教育發展進程就是一個可借鑒的對象。

2007年韓國實施法科大學院制度改革，通過促進法學教育及司法考試的規范化，進一步提高法官行業的準入門檻。當時的韓國也把法學專業作為參加司法考試的基準門檻，而這一改革后來很快引發韓國高校法學專業的“優勝劣汰”。改革前韓國有約60所院開設法學專業，改革后則只剩下了不到20所。

“韓國已經經歷的，我們正在經歷。”葉青說，今后，只有辦學質量過硬的精英院校，或在研究細分領域有專長的大學法學院，才能在“大洗牌”中站穩腳跟、走出上揚的發展軌跡。

顯然，前方“高能預警”的根本不是法學專業，而是部分不符合行業要求和社會期待的人才培養“小作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