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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熊丙奇

11月1日，在上海舉行的第四屆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開幕式上，上海交大教授、圖靈獎得主約翰•霍普克羅夫特發表演講，指出中國人才數量比美國多，但美國在研究型博士學位項目方面比中國強，原因在于中國本科生教育并沒有為研究型博士學位創造出足夠多的高質量申請人；目前中國的高校過于注重國際聲望，把研究經費和論文數量作為重要的衡量指標。

在泰晤士高等教育剛發布的世界大學聲譽排行榜上，我國清華大學排名第10名，取得突破性成績，是中國大陸有史以來排名最高的高校。我國大學在各類世界大學排行榜上的排名，近年來都有“飆升”之勢。但這反而引起人們對大學的辦學導向的憂慮。

世界大學排行榜，發表論文（數量、期刊、引用率）是權重最高的指標，為提高國際排名，大學就圍繞提高論文發表數量辦學，把申請科研經費、發表論文作為考核教師的重要指標。這就把大學變為“論文中的大學”，而非“培養一流人才的大學”。大學教授的重要身份不是學生的導師，而是“課題教授”“論文教授”。這導致高等教育的資源配置朝少數科研名校集中，國內“頂尖高校”科研化，“地方院校”低質化。調查顯示，我國很多地方本科院校的生均經費在2萬到3萬之間，這些院校本應該專注本科教育，可一方面受經費制約，另一方面為獲得辦學成就，也跟著頭部學校搞科研，用一系列科研指標考核教師，以提升大學排名，這讓這些院校的本科教育質量更難保障。

研究型大學當然應該進行科研，但是開展科研的目的，不是追求發表論文，而是培養一流人才，即給學生創造參加前沿科研的機會。可我國研究型大學開展科研變為了要求所有學生都撰寫論文，尤其是博士研究生，必須在讀期間發表規定數量的論文，才能參加答辯。在這種辦學環境中，本科教育不被重視，教授們并不愿意在難以出科研成果的本科教育中投入時間、精力，由此出現大學排名提高，而人才培養質量反而令人擔心的尷尬。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世界大學排名的提升并沒有轉化為對優秀國際生的吸引力。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在對美國大學進行排行時，并無所謂的“國際聲譽”指標，而是一系列本科教育質量指標，包括新生選拔率（學生申請與錄取的比例，錄取率越低，評價越高）、新生留校率（有多少學生在求學一年之后繼續選擇留下攻讀學位）、教育資源利用率（有多少班級是20人以下的小班教學）、畢業率（有多少學生順利完成學業畢業）、校友捐贈率（畢業的校友有多少捐贈母校，反映校友對母校辦學的認可度以及畢業后的事業發展情況）。雖然這些指標也遭遇質疑，但是，相對于關注科研等指標來說，這些指標更重視大學的本科教育投入與質量。（熊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