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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誰而學？學什么？為什么要學？”即使是一個符合中國典型“優秀”標準的大學生，也未必能清晰地給出答案。但多數人在成長的道路上選擇扔掉了這些困惑的謎團，在“畢業即失業”、“不就業等于啃老族”、“不工作就是沒責任感”等輿論的高壓下，直接接納社會的規則與誘惑。
“畢業后就一定要立刻就業嗎？”帶著疑問與迷惘上路，一些90后、95后畢業生或去貧困地區支教，或去中東地區救援，甚至就回到家鄉繼續思考探索，同時也將新的疑問拋回社會：在經濟條件允許的前提下，有沒有可能對“慢就業”的學生們多些包容，多些鼓勵？
“這一年，我去云南貧困縣支教”
“從小學到高中，我受到的教育都是要好好學習掙大錢，但本科畢業后，我希望自己能先去云南支教一年，來體會人生能有多么多元化。”北大歷史學系畢業生劉書函（化名）告訴記者，大學期間她認識了很多參加大學生志愿服務西部計劃的師兄師姐，他們分享的經歷和感觸對她產生了深刻影響，“出于社會責任感，我不想僅僅滿足于聽故事，我想要去盡自己所能帶來一些改變。”
“以前總在書本上看到說要大力支援西部，但需要支援的西部到底是什么樣子？我想去看看。”劉書函畢業后來到云南省國家級貧困縣彌渡縣，一年里她去了很多村鎮，和當地老師一樣完成上課、早讀、晚讀、晚自習、宿舍監察等工作，“一些學生的家庭貧困真的超出我的想象，甚至有的家庭因為火災一個青壯年勞動力都沒有，像來自牛街、德苴這些鄉鎮的學生即使坐車也得自己走三四個小時的山路才能到學校。我開始有意識關注國家扶貧政策，特別迫切地想要改變他們的境遇。”
“最讓我感慨的是我的學生里有一個是他們村子里唯一考上高中的，他是全村的驕傲和希望，然而以他現在的成績未必考得上大學。這就是貧困山區孩子們的教育水平。”為了讓學生們更好地體會教育改變命運，劉書函中途還帶學生回了一次北大參加西部愿望游學活動，“但名額只有八個，只能在全校范圍內海選面試，最后選上來的同學望著我說，班級里的同學都讓他們珍惜機會，回來跟沒去成的人好好講講，也算圓了他們的一個北大夢，我當時覺得很心酸。”
“令人欣慰的是，游學活動后我們回學校舉辦了一個分享會，很多同學的精氣神都變了，他們開始有目標去思考未來。”看到了貧困縣孩子真實的生活學習狀況后，想要迫切去改變的劉書函也收獲了自己的成長。“我之前的計劃是讀博后在大學里當教師，而支教經歷讓我更理解教師這個職業所肩負的社會責任，也更加堅定我想要從事與教育相關的職業。”
“這一年，我就想停下來好好想想”
在同齡人眼中，談龍洋（化名）多少是個“異類”。他既不像很多名校學生熱衷于志愿活動，也不像其他同學焦慮于找份好工作，畢業以后，他直接背包回了四川老家。
“‘我想停下來好好想想’，這是我進屋后給我爸說的第一句話。”畢業于華北電力大學的談龍洋回憶道，當時他父親繃著臉沒說話，只是點了點頭，“我很認真地告訴父母，我需要一年間隔期（gap year）去思考未來的規劃，而不是像很多同學一樣去與所謂的‘主流’妥協，想都不想就去電力系統工作，天天抱怨各種被壓抑被埋汰。”
雖然學的檢測技術與自動化裝置專業，但大學期間談龍洋對日語產生了濃厚興趣。“我想去一個日企做翻譯，但不是很確定這是不是最適合我的選擇。”事實上，在這一年間隔期內，談龍洋絲毫沒有閑著，他一邊考著日語翻譯所需的證書，一邊在一個日本論壇上接兼職任務來鍛煉自己的工作能力，“如果我連兼職筆譯的壓力都扛不住，更不用說去專業搞這一行了。”
“通過查閱大量資料和論壇溝通，我意識到專門設翻譯崗位的日企越來越少，除非資質夠硬，能夠去簽約出版社做書籍翻譯，收入才會更穩定可觀。”談龍洋表示，自己現在仍不確定自己在日語翻譯這條路上能走多遠，“實在不行，我再回電力系統工作也沒什么遺憾，畢竟人有什么能力就捧什么飯碗。”
“這一年，我要幫難民兒童重塑生活”
“每個人都有選擇自己生活的權利，只有自己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人大法學院畢業生董瑞祁（化名）在拿到碩士學位后來到了約旦，和來自其他國家的志愿者一起照顧敘利亞難民兒童并教授他們英文，“約旦的敘利亞難民營里充滿了悲劇，但悲劇的另一面是他們仍需要去重塑生活，我們認為語言技能是其中一項重要工具。”
董瑞祁一邊聊著視頻，一邊發過來很多扎泰里難民營的照片，“6萬多難民，超過半數都是兒童，他們做錯了什么要遭受這樣的境遇？我當時就一個念頭，我要幫他們。”通過一個國際組織，他來到了約旦。
“我在扎泰里難民營里，體會到了希望真正的分量。”董瑞祁告訴記者，除了捐贈給他必要的物資外，為難民營的孤兒提供英文教育是每天工作的重點。“對很多敘利亞難民孤兒來說，禍福都是無法避免的，只能接受。但你會看到，無論如何困頓，這些幼小的靈魂從未放棄對美好的追求。這種精神對我的激勵，是任何書本上的故事都比不上的。”
董瑞祁的父母對他的選擇不是沒有過擔心。“家里本來希望我畢業后去一間大律所工作，體面又多金，但這不是我內心渴望的精神狀態。”董瑞祁表示，自己會定期給家里寄照片，打電話，父母也漸漸地理解他的選擇，“我回國不用愁賺錢，而現在為了支援項目，得不停寫郵件求助私人捐贈。有一天我收到了一筆來自父母的支持捐款，那一刻，我的感動真的無法用語言表達。”
專家點評：
傳統的就業觀該改改了
“互聯網社會影響的一代，95后不急于工作也是很正常的”。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新聞業務主任方毅華說。她認為95后是互聯網黏度最高的一代，互聯網為他們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機會。“互聯網解放了雙腿，彈性更大了，空間更廣闊，信息更多了，找工作也容易得多。所以他們想工作其實隨時可以工作，畢業就失業的價值觀已經過時了。”
方毅華認為，互聯網的發展沖擊了傳統職業，也深深地改變了就業觀，就業的方式與形式發生了轉變。“必須要在機關辦公，工廠里做工就是就業嗎？看上去沒有坐在寫字樓里，就不叫就業嗎？就業觀念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衡量就業的觀念還是舊的。”
毋庸置疑，高校學科評估、專業認證、雙一流建設中就業率仍是一項硬性指標，那么高校是如何統計就業率的呢？在一份中國傳媒大學2016屆畢業生就業質量報告中，記者看到，就業統計類目包括簽協議、國內升學、出國（境）留學、靈活就業、自主創業、志愿服務西部、參軍入伍、待就業等8項。其中靈活就業、志愿服務西部基本囊括了NGO項目、支教、翻譯、自由撰稿等工種，“但至少要開具一份自由職業情況說明才行。”負責學生就業工作的柳帆老師補充說。記者了解到，這份“自由職業情況說明”只要有相應機構簽字備書即可。
盡管如此，在這份就業質量報告中，仍顯示有73個本科生選擇待就業。“每年的就業率統計情況差不多，但近兩年從接觸的孩子來看，選擇不就業的人數應該大大超過這個數字。”柳帆表示，雖然從學校角度很希望待就業人數越少越好，但高校就業情況統計體系仍給學生很大的選擇空間，不做強制要求。
事實上，日前58同城一項關于近半數畢業生選擇不就業的調查，已經關注到這一現象的普遍性。方毅華主任解釋道：“經濟基礎還是最堅實的后盾。”現如今95后多是獨生子女，他們的父母多有穩定收入，家庭條件也不錯。補貼家用不再是他們的工作目標。這些獨生子女在比較寬裕的經濟環境中長大，工作作為養家糊口的屬性在他們的觀念里開始淡化，工作更多地成了展示個性化的平臺，他們有大把時間去孕育愛好，甚至實現夢想。
（原題為：《“這一年，我就想停下來好好想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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