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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南京林業大學一年半內勸退49名學生的消息引起各界廣泛關注。據悉，該校在2014年下半學年勸退了18名學生，2015學年勸退了31名學生。而在2016年上半學年，該校又勸退了18名學生。有關教育專家認為，南京林大嚴管在校學生的做法，是對中國大學教育之前廣泛存在的“嚴進寬出”模式的撬動和糾偏。(光明日報 10月10日)

其實，南京林業大學并不是第一所“勸退”學生的高校，由于各種原因，大學生被“勸退”的新聞屢見不鮮。雖然這一機制曾引發較為廣泛的論辯，但出于對前幾年高校擴招、教育質量下降、就業形勢日趨嚴峻等惡性循環的痛切感悟，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理解和支持高校實行淘汰制度。

本科高校在逐步實行淘汰制度，那么，高職院校是否也應該效仿這一制度呢?答案是肯定的。眾所周知，高職院校目前已占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盡管各種統計表明高職教育就業率不輸普通本科，但在就業質量與社會認可度上，高職教育難掩人才培養質量上的“短板”。高職建立“末位淘汰”制度， 實行“嚴出”，有利于維護高職的社會信譽，創立高職品牌，促進高職發展良性循環。

高職“寬進”大勢已定

當下伴隨著生源剛性銳減成為趨勢和常態，高職教育發展已進入平衡期甚或衰減期，僧多粥少的局面突顯，高職教育面臨重新“洗牌”。在政策“閥門”擰緊和市場機制的雙重作用下，高職教育由準入式發展向汰劣式發展轉型已不可免。應對危機，國際上高職教育普遍采用“寬進嚴出”，而我國高職教育實行自主招生入學、注冊制入學，已將入學之門敞開到不能再“寬”的地步。可見，目前我國高職教育事實上已形成了“寬進”。

誠然，凡事都有兩面性，“寬進”也是一把“雙刃劍”。“寬進”的政策如果定得好、用得活，可以為高職院校贏得優質、對口、充裕的生源，但如果缺乏制度約束和必要的監督機制，則很容易會產生“敞門放水”、濫發文憑、自毀高職聲譽的現象，重蹈中職盲目取消入學門檻、賤賣學歷的覆轍，進而陷入生源質量差、育人質量低、社會認可度低的惡性循環。

擴招后高職人才培養面臨的窘境

前幾年規模上的快速擴張，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高職教育自身的短板問題，甚至被招生規模上的亮麗成績單所掩蓋。無論是“雙師”培養、實訓基地建設，還是校企合作，這些老生常談卻事關高職發展的核心的、根本性的問題，到今天依然困擾著許多高職院校。

先說實訓基地建設。一些非示范性工科專業需要大量的實訓設備保障學生實訓要求，但由于招生規模的過快增長、政府財政投入不足以及其他融資渠道的缺乏導致了高職教育經費的普遍缺乏，這樣學校只能象征性建設。如汽車檢測與維修就是買兩臺破車完事，這樣的實訓條件怎能保證人才培養質量。

資源不足是一方面，而分配上的不均衡也比較突出。多數院校為沒有資源而憂心，而個別示范校有了充足資源，卻“好鋼沒用到刀刃上”。北京師范大學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長趙志群指出，當前高職教育投入不均衡，總是“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一些示范和重點的高職院校存在亂花錢的現象。

再說“雙師”培養。近幾年來我國高等職業教育生師比明顯偏高，并有逐步上升的趨勢。在一些師資比較緊缺的高校，生師比有的竟然達到30∶1的程度。高校生師比過高，往往導致同課程的班級規模過大，上百人的課堂隨處可見，教學質量難以保證。如此高的生師比明顯不利于教師集中精力工作，由于工作量大幅增加，教師疲于應付，根本沒有過多的時間和精力去考慮教學質量、進行學術研究和專業技能的深化學習。與此同時，為了補充師資的不足，高職院校大量招收新老師，而新補充的教師大多缺乏教學經驗，也沒有經過系統的技能訓練。真正能夠獨當一面、勝任教學需要的“雙師型”教師屈指可數。沒有數量可觀的“雙師”教師，高職院校教學質量難免“短斤少兩”。

再看看校企合作。當下，還局限于校企之間的個體合作，缺乏具體的法律、政策規范，少數實力強的高職院校校企合作開展得有聲有色，而許多高職院校舉步維艱。企業追求經濟效益，無暇顧及高職院校的訴求，礙于情面跟高職院校搞個儀式、簽個協議、掛個牌牌了事，難以保證實習效果。

更令人擔憂的是一些高職院校經營、管理上的短視。觀察一些辦得好的高職院校，往往背后有有理想、有頭腦的管理者。相反，一些高職院校管理者缺乏對學校的宏觀把握、辦學定位模糊，盲目跟風，缺乏明晰的辦學思路，辦學質量不高，坐失學校發展良機。

“嚴出”勢在必行

當下，“寬進”已成為大部分高職院校的招生現狀，高職離開了門檻限制，再加上“寬出”，這種模式培養出的畢業生，能得到社會認可嗎?既然大家擔心“寬進寬出”，而“寬進”的趨勢不可避免，那么，為何不對“寬出”做出改變?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當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時代，職業學院和社區學院普遍實行“寬進”的招生模式， 給每一個人提供充分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入學后嚴格把關，用高淘汰率確保人才培養質量。“寬進嚴出”，這是高等教育發展的必然。

在國外，高校學生的淘汰制度已成體系，具體的操作亦已比較成熟。然而，這一制度在我國尚屬新生事物，還有待逐步摸索。在高職院校實行“嚴出”，決不能變成簡單的“淘汰”，必須要有嚴格的制度作為保障。具體來講，實施“嚴出”至少應該處理好以下三個關系：

一是處理好過程與結果的關系。建立淘汰制度很有必要，但我們并不希望會有學生因被淘汰而不能順利畢業。換句話說，淘汰學生不是學校的目標，而只是一種手段，旨在約束學生的學習行為，督促他們按時保質完成學業，進而提高育人質量。所以，學校不能僅僅只行使嚴把出口關——對學生管理的權利，更要履行好高校自身為學生提供優質高等教育服務的義務，如建立有效的過程監控機制，包括要求教師工作負責、保證課程設置合理、設立中途警示制度，等等。不得搞“釣魚執法”，等到造成不可挽回的結果時才告知學生、淘汰學生。從某種意義上，教育盡責是實施淘汰的前提和基礎，更應優先得到重視。

二是處理好統一標準與多元成才的關系。什么樣的學生才算合格、才能畢業?各個學校的具體標準可能各不相同，但實行學分制已基本成為共識，末位淘汰也逐步被認可。這就要求學校必須建設足夠豐富的課程資源，讓學生根據自身特點和興趣，自主選擇研修內容，走多元成才的道路。另外，學校還必須處理好課程之間的邏輯關系，設置好“前修課程”與“后修課程”的銜接關系。在課程設置上要盡量減少必修課的比重，適當增加選修課。課程設置要分層次、模塊化，以滿足不同層次學生的需求，為實行更加靈活的學分制創造條件。

三是處理好嚴格執法與以人為本的關系。制度一旦建立，就必須嚴格執行，否則就會變成一紙空文，不僅無法繼續執行，而且還會產生負面影響。所以，只要學生沒有達到學校規定的學業標準，就必須嚴格執行“淘汰”制度。但是，對于怎么淘汰、淘汰后怎么辦等問題，則需要站在以人為本的角度科學處理，切不可簡單地一開了之。實際操作中，學校可以為學生提供多種選擇余地，如留級重修、緩發畢業文憑、轉學其他專業等，這樣，既維護了學校教育的權威，同時又挽救了學生，堪稱雙贏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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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進嚴出”的瑞士大學

如德國和法國等鄰國一樣，瑞士的大學教育形成了極為鮮明的“寬進嚴出”的培養風格。 瑞士本國的高中畢業生可以任意申請入讀瑞士國內的12所大學。在專業選擇上，無論教育部門還是各大學均不設遴選機制，對獲得入學資格的學生“照單全收”。

熱門專業收錄的學生人數眾多，但由于設定了極為嚴格的考核體系，故淘汰率也是出奇的高。有一些專業的淘汰率甚至高達60%～70%，即大一入學時可擁有300～400名學生，而大一結束時則只能留下100余人。

當然，被淘汰并不意味著被開除，在這一點上瑞士的大學比較人道。被淘汰的學生通常被默認為“不適宜學習該專業”而被允許重新進行一次專業選擇，當然此前的一年學歷就作廢了，要從頭開始學習新專業。但這樣的機會只有一次。也就是說，若學生已經因成績不佳而被淘汰過一次，就要確保調換專業后不能再被淘汰，否則就要退學，并且以后也只能進入比本科大學低一級的高專院校讀書。于是，那些拿了“黃牌警告”的學生在重新選擇專業的時候，不會再一味扎向熱門專業。寬進嚴出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確保了瑞士大學在平民教育和精英教育兩個維度上的兼顧。

結語

實行淘汰制度，大批勸退差生，的確能起到提升教學水平和畢業生素質的效果。但“嚴出”不能只讓學生買單，“嚴出”是一個系統工程，而不僅是對某個點卡得比較嚴。所謂的“嚴”，應該體現在整個學生培養鏈條中，以提升畢業生的綜合素質上。比如嚴格考核教師的專業素質，提高教學水平；不斷優化大學課程，提升教學效率;嚴格把關學生實習的水準，提高學生的動手能力，等等。高校只有在學生培養的全過程，做到從嚴管理，才能不斷優化教學質量，真正做到“寬進嚴出”。我國高職教育要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就必須走“嚴出”之路。在某種程度上，哪些高職院校率先舉起了“嚴出”的旗幟，就將在未來的競爭中處于有利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