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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來克斯納是一位對美國教育有重大影響的人物。1885年他從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畢業后，回到自己的家鄉創建了一所實驗中學，實施他的教育理念，非常成功。1910年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報告《佛來克斯納報告》徹底改變了美國的醫學院教育。他在1930年創建了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在他的領導下，高等研究院從一開始就聘請了世界頂級學者，包括愛因斯坦、馮·諾依曼、哥德爾等。

研究院規模很小，到今天也只有28位常駐教授，分屬4所學院：歷史研究學院、數學學院、自然科學學院以及社會科學學院。這些教授的共同特點，就是從事看上去“無用”的研究，就是那些在近期甚至在可遇見的未來都沒有用的研究。但這正是佛來克斯納的遠見，也是高等研究院的魅力。

上大學，什么是“無用”？什么是“有用”？讓我來舉三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物理學的例子。當年佛來克斯納問柯達先生誰是最有用的發明家時，柯達立即回答是無線電收音機的發明人馬可尼。佛來克斯納反駁說，麥克斯威爾和赫茲的理論貢獻更加有用。雖然麥克斯威爾在1873年發表的電磁理論完全是抽象的數學，雖然赫茲在1887年對他做的電磁波實驗的實用價值毫不關心，但是這些看上去“無用的”的研究卻為后來有用的發明打下了基礎，沒有他們的工作就沒有后來馬可尼的發明。

第二個例子是經濟學的例子。這是馬斯金教授的“機制設計”理論。這個理論的起源是研究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在利用信息上的效率問題，不僅是抽象的理論問題，而且本身也是非常抽象的數學模型，看上去沒有什么有用性，特別是在市場經濟中的有用性。但是后來，機制設計理論有著非常廣泛的現實應用，比如它成為研究市場中的拍賣問題的理論基礎。拍賣不僅適用于傳統的藝術品，也適用于諸如無線頻譜等產權的交易，而這是當前移動通訊行業面臨的實際問題。

第三個例子是計算機工程的例子。這是喬布斯的故事。2005年在斯坦福大學畢業典禮上，他講述自己在大學第一學期后輟學的經歷。他沒有離開學校，而是聽了一些自己感興趣的課，其中一門是美術字課。這在當時看來完全“無用”。10年后當他設計第一臺麥金塔個人電腦時，為發明電腦上的可變字體發揮了作用。喬布斯這樣回憶說：“如果我當年沒有去上這門美術字課，蘋果電腦就不會發明這么漂亮的字體；又由于微軟視窗是照抄蘋果的，所以很可能所有個人電腦上就都沒有這樣的字體了。”

這三個例子對我們很有啟發。盡管并不是所有無用知識最終都是有用的。但這些例子說明，我們過去對知識的有用性的認識過于狹隘和短視。

我們必須面對這樣一個現實，就是我們身處一個功利主義、更確切地說是短期功利主義的大環境中。無論做研究還是學習，總喜歡先問“有用”、“無用”。“有用”指的是立竿見影式的有用。比如在校學生選課前喜歡問這課有什么用？對面試和找工作有用嗎？我在聽取在校生對課程設置意見時，就常常會聽到對找工作沒有用的課的抱怨，或對找工作有用的課為什么不多開一些、開早一些的疑問。

但有趣的是，當我同已經畢業10年、20年、30年的校友交談時，他們對大學時期所上的課的評價卻與在校生很不一樣：他們感到遺憾的是，當時學的所謂有用的課后來變得如此無用，后悔當時沒有更多地去學那些看上去“無用”、但實際上很有用的課，比如人文、藝術、社會科學類的課。

喬布斯這樣反思：在我念大學時，是不可能把未來的很多點連接起來的。只是在10年之后，當我回頭看時，是如此的清楚和顯然。人是不可能向前預測如何把這些點連接起來，只能回首往事時才能把這些點連接起來。所以你必須相信在你的未來，這些點將得以連接。

這是一個值得記住的人生哲學。佛來克斯納在《無用知識的有用性》一文結尾中說：“我們不能對我們自己作出許諾，但是我們珍惜那通暢無阻地探索無用知識終會在未來產生結果的希望，就像過去被證實過的一樣。”雖然有用未必就是唯一的價值判斷，因為知識的價值可以是內在的，毋須體現在它的工具價值上。但是，理解短期無用的知識可能是長期有用的知識，對我們正確認識知識的有用性有極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