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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的儒學》
作者：杜維明
出版社：中華書局
定價：38.00
《二十一世紀的儒學》是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維明的最新著作。作者在回顧了儒學的發展歷程，反思了儒學在現代發展的困境和自我轉化的基礎上，提出了二十一世紀儒學的使命，對二十一世紀儒學面臨的何為人、人生的意義、信仰等五大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期待新儒學在二十一世紀為人們安身立命發揮更大作用。作者還結合他在國際上講學、交流數十年的經驗與體會，從多元化以及文明對話的角度解讀儒家的內核精神及其在現代世界的命運。本報特邀北航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姚中秋撰文評述。
1、儒學是屬于人的精神性普世之學
在新儒學大家中，杜維明的學思歷程較為獨特。
如先生所說，“1962年以來，我的學術生涯和英語世界密不可分”。幾十年來，先生積極推動跨文明對話，以儒學基本理念與基督教、印度教、伊斯蘭教等宗教展開對話。同時，先生對朝鮮、越南、日本乃至歐美新興的儒學，也有涉獵。由此，“養成了從中國文化之外觀察儒家的習慣，因此不接受儒家只是中國文化自我表述的觀點”（第6頁）。在這本書不算厚的文集中，先生論述了這樣一個基本觀點：儒學是真正屬于人的精神性普世之學。
這聽起來有點出人意料。因為，“普世”一詞專屬于地中海東岸興起之神教：上帝是一，上帝對人的根本要求是信上帝，且毀棄所有其他神。故世界將定上帝這個一，上帝籠罩下的世界必定普遍同質，是所謂“普世”。
從文藝復興時代起，人趨向開明，信仰松動，人文主義興起。神本松動，人脫離神的管束，也就拋棄了一切超越。身體就是人的全部，人只有欲望，以及滿足欲望之理智。按照《樂記》的說法，這個人文主義中的人已然“化物”，退化成物；或用胡蘭成的話說，上帝照管下尚有神性希望的人，退化為高等動物。這樣的人發明了另一套普適價值，并強勢擴展。
按杜先生的說法，這是凡俗性人文主義。物化的人必定是個人主義的，也必定是人類中心主義的，世界只是滿足其欲望的物的堆積而已。占有物，制造各種新奇的物，以滿足無窮盡的欲望，這就是標準現代人的生命狀態。從神本之“神明”，一轉而為欲本之“物明”，但仍是普遍同質的：所有人都是一樣的物化。
杜先生本乎儒家之學，提出“精神性人文主義”命題。杜先生早年詮釋《中庸》，透過與神教的對比，已闡明儒家義理之這一特點。杜先生在哈佛上課，把韋伯引入美國學界的帕森斯說，基督教等宗教設定外在的絕對的神，引導人們超越世俗生活，轉化世俗生活。儒家沒有這樣的神，故認同現實，接受現實，沒有能力轉化現實。杜先生對此表示異議，帕森斯乃修正其看法，但也只是說，儒家是要跟社會和諧的，與世俗之間沒有那么大的張力。
2、在世俗生活中修行
對此，杜先生表示接受，但杜先生顯然不會覺得足夠。杜先生概括儒家核心義理是“內在超越”—不過，筆者不喜歡“超越”這個神教意味太濃的詞，更喜歡說“人的自主提升”。天生人，賦人以仁之性，此性促人行動，發用內在之仁，首先是自修其身，然后由親及疏，由近及遠，如《中庸》所說：“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也就是說，天地間萬物皆為天所生，因而分有天之性。天不在世界之外，天就在世界中，世界之大全就是天。人在天所生之萬物中，與萬物自然一體，則仁民愛物，就是敬天事天。如杜先生所說：在儒家看來，“日常生活的世界有內在價值，我們不能拋棄掉日常生活去追求一個更高的真理。甚至可以說，最高的價值和意義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體現”（第84-85頁）。在儒家看來，在日常生活中盡心、不違仁，則天下歸于我之仁，同時成己成物，且贊天地之化育。
因此，儒家關注人，孔子說，士君子當致力于“為己之學”；但是，我只要對此自覺，即可自主提升，所謂“下學而上達”，上達于萬物之本源—天。如果套用神教的說法，這就是“即凡入神”，日常生活就是道場，盡心生活就是修行。這就是人之“精神性”、或超越性維度。儒家以人為本，但人有天的引領，故不是物，而在世俗生活中有向上提升的精神追求。
這種精神性人文主義既非神本，又非人本，而在中道，人在大地上，在萬物之中，但向天而生。這種精神性人文主義之核心價值是仁。仁是普適價值，而且具有最高普適程度。仁是切實的，僅就人而給人設定方向，每個人自己成為人，并把其他人當成與自己相同的人。仁又是高明的，成己成人成物而與上達于天。仁涵攝平等、自由、兼愛，而又可以避免光禿禿的平等、自由、兼愛必定造成的嚴重偏頗。
杜先生特別發明了仁、精神性人文主義對于文明、宗教之共存、對話的重大意義。
3、儒家不是宗教，是文教
杜先生反復闡明一個觀點：每一種文明，每一種宗教，都應發展出兩種意義世界，或者兩套語言：一種是自己宗教傳統中發展出來、面向自己信徒的特殊信仰語言，另一種是面對其他宗教及其信徒、面對其他文明的世界公民語言。
各種神教大體上只有面向自己信徒的特殊信仰語言。面向所有人的世界公民語言，在西方，只有凡俗性人文主義。但很顯然，這種世界公民語言只能讓世界敗壞。
回望儒家，卻別有洞天：儒家義理中本無特殊的信仰語言，而向來就是一套世界公民語言體系。這里涉及一個重大問題：儒家是不是宗教？杜先生認為，儒家具有宗教性，但不是宗教。我用了另外一個詞來形容儒家之性質：文教。儒家不是宗教，而是文教。孔子以文教人，文就是道德，禮樂，以及各種各樣的制度。文涵括了宗教，而且是各種宗教，讓各種宗教相安無事。
儒家的這種性質、傾向給文明對話、溝通、協調提供了最好的觀念基礎。杜先生積極地推動文明對話，正是儒家精神之呈現。在這樣的對話中，儒家沒有神教的傳教沖動，從不試圖把自己的價值強加于人，而是希望與各家“和”，促成各家之“和”。仁的核心義理讓儒家處理人際關系，邦國間關系，族群之間關系，宗教間關系，堅持一個原則：和而不同。
4、立足儒家，思考拯溺之道
再也沒有比儒家寬容的了。西方普世價值如福山所說，讓整個世界終結于同一個天國，不許另有想法。歷史的終結意味著絕對的同一，各個族群、各個宗教、每個人被剝奪了選擇的權利。仁才是寬和的、溫情的普適價值，圍繞這一價值展開的儒學是真正的普世之學。
二十一世紀的儒學當致力于普適仁之價值于全人類。對于儒學之現代發展的任務，牟宗三先生提出，當接納民主、科學。此為牟先生孜孜以求者，而未免落于凡俗性人文主義的下乘。杜先生則以更為廣闊的視野，提出儒學第三期發展的主要任務是對西方文化的挑戰做出創造性的回應。杜先生一直在做出回應，但更準確地說，杜先生一直在立足于儒家，給西方開藥方，精神性人文主義就是儒家的藥方。
杜先生樹立了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典范。百年來，中國學人信心盡喪，在思想、學術上自甘為奴，包括新儒學的諸多努力，也只是身處絕境中的勉強防御而已，其論述模式不外乎：西方有的，儒家其實也有，只是不夠充分，可在西方刺激發展。姿態如此卑下，其思考也就只是讓儒家向西方靠攏，歷史仍將終結于西方的宗教、價值、制度。儒家內在的偉大價值被取消了，中國之道終究要被拋棄。如此心態，儒學其實難說發展。
杜先生則轉奴為主，立足于儒家，觀世界之眾生相，思考普遍的拯溺之道：見世人之迷于物，而提出精神性人文主義；見神教之過于執，而闡明和而不同之大義；最終確立仁為普適價值。儒家內在價值凸顯出來，這價值是普遍的，不僅解決中國問題，更解決世界問題。有如此對世界敞開的天下情懷，儒家才有發展之契機，也才有存在之理由。
杜先生以自己深邃的思考、尤其是不懈的踐履，勘定了世界意義上的儒學之大方向，接下來就看儒學者的思想創造力和儒者的實踐智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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