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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型偉（1918～2012.07.17），浙江新昌人。著名教育家、教育改革家。1949年畢業于浙江大學師范學院。歷任上海省吾中學教師，上海市市東中學校長，原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長、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上海市教育學會名譽會長會長。長期從事中小學教育工作，研究教育理論。著有《為了未來—我的教育觀》《呂型偉從教七十年散記》等。

編者按：

時下，教育創新成為一個時髦詞匯，殊不知，真正的教育創新又有多少呢？很多是常識的缺乏而已！重發此文，既是對老先生文章的紀念，更是呼吁給當前的教育創新熱潮降降溫。本文是呂型偉先生2003年5月15日在上海市教科院教師繼續教育研究中心舉辦的座談會上的談話,主題是“要學點教育史”。

我一直在思考，到底什么叫創新？近年來在改革與發展的大潮中形式主義與浮躁的現象相當嚴重，我稱之為浮腫病與多動癥，口號不斷翻新、模式層出不窮，仔細去檢查一下，除了向你展現那一點形象工程以外，大都是文字游戲，其實一切照舊。我也曾說過這一場教育改革如果最終失敗的話，原因大概就出自上面講的兩種病。病因是多樣的，有的是為了出名，有的是出于無知，好像田徑運動員，不知道世界紀錄是多少，卻自吹自己破了世界紀錄。

教育這個社會現象已有數千年歷史，在探索教育規律這條道路上前人已做了大量工作，進行過無數次實驗，提出過許多教育理念、理論，成功的、失敗的，可以說是不計其數。如果你一點都不知道，怎么可以自吹是創了新理論、新模式呢？

愛因斯坦之所以取得成就，是因為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教育也應當是這樣。你一不知道有巨人的存在，二不知道巨人的肩膀在哪里，卻自稱已達到歷史的高度，豈不要讓行家笑話？

記得1978年剛剛對外開放，我臨時被要求接待一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官員，他是來中國了解《學會生存》這本書在中國的影響與評價的。他從北京到西安、南京，最后才到上海。可當他在上述各地考察中得知，中國竟無人知道有這本到1974年時已譯成33種文字、在全世界傳播如此之廣、影響如此之大的著作時，表示大為驚訝與失望。于是市外辦的同志問我是否知道有這本書，并與我商量能否接待他一下，又談到不要讓他帶著失望與輕視離開中國。也正巧我看過這本書，也就與他有了一場有趣的對話，并使他滿意而去。之后我立即建議出版社趕緊翻譯出版了這本書(1979年10月)。

這本由法國前總理富爾為首編寫的書，無論在當時乃至現在都可以稱得上是世界教育理論書庫中的一本巨著。這本書提出了終身教育的理念、學習社會的理念，確是一座高峰，以后的什么教育的四根支柱等等都是由此延伸而來，如果你不知道有這本書，不知道它在教育理論、觀念上有什么新的發展，達到了怎樣的新高度，卻閉門造車、夜郎自大地聲稱有了什么創新，豈不給人笑話！這只是一個小小的例子。

人類教育史上第一本教育理論書《學記》至今已有二千年的歷史，以后世界上又出過多少教育理論書籍，出過多少有影響的教育家，我們不可能一一都去閱讀研究，那是專家們的事。一般的教育工作者不可能這么去做，但是作為一個教育理論工作者，或者作為一個教育家型的校長，對教育思想發展史上的巨人以及他們的主要代表作、主要的理論貢獻，不應該一無所知，更不應妄自稱大，打著創新者的旗號到處去吹。前不久我看到一份安徽的報紙，其中報道說“當代孔子”最近去合肥講學，我就奇怪哪來了位“當代孔子”。仔細一看，原來是說***。我不知道你們各位博導、博士，有沒有研究過這位自稱是“當代孔子”的學說？如果沒有，那么要么他是假的，要么你們的博士是假的，兩者必居其一。

世上怪事不算少，但沒有今天這么多。

所以，前不久我向顧泠沅同志建議，教育部“十五”重點課題“面向未來的基礎學校研究”課題組的同志要學習一點教育史，主要是教育思想史，特別是有代表性的人物及其代表作。太早的暫且不管，希臘羅馬時代、孔孟時代暫時放一放，我也不主張言必稱希臘，我們不是太專門的教育理論專家，太早的就讓專家去研究。但進入近現代之后，例如文藝復興以后，或者工業革命之后，也就那么三五百年吧，在這期間的一些代表性的人物，他們的教育思想、理論，他們進行過哪些有益的探索與實驗，有些什么經驗教訓，有什么代表性的論著，精通不行，略知一二是可能的。

譬如：在文藝復興時期，恩格斯就說“這是一次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的時代。給現代資產階級統治打下基礎的人物，決不受資產階級的局限……那時，差不多沒有一個著名人物不曾作過長途旅行，不會說四五種語言，不在幾個專業上放射出光芒。”

正是這個時期的一批著名教育家在教育上奠定了人文主義的教育思想，提出了發展兒童積極性、自動性的要求，重視智力的發展，提出了廣泛的課程表，除人文學科以外，還增加了自然、物理、地理、歷史、數學、天文學等等內容。特別提出尊重兒童人格、發展兒童人格等觀點。

著名的人文主義教育家、意大利的維多利諾(1378～1446)，在1423年制訂了五條辦學原則，他大概可以說是愉快教育的祖師，還辦了一所學校，自己給學校取名為“快樂之家”，自稱是仁愛之父，學校充滿人文精神。有人說愉快教育的祖師是盧梭(1712～1778)，但盧梭是18世紀的人，有人說祖師是斯賓塞(1820～1903)，而斯賓塞是19世紀的人，維多利諾要早得多。還有兩位人文主義教育家，一位是法國的剌伯雷(1494～1553)，他的代表作《伽剛丘和潘德格羅爾》，對封建制度作了有聲有色的諷刺，對從封建制度下解放出來的新人給了崇高的禮贊，他主張要使全部教學變成愉快、輕松、富有吸引力的活動，“以致覺得與其說它像學生的學習，毋寧說它像國王在消磨時光”。另一位是法國的蒙旦(1533～1592)，他要求發展學生的思考力、自動性和積極性。

今天我們的愉快教育能到這個水平嗎？我說過我們的“小皇帝”頂多只能享受到6歲，6歲一上學，就從皇帝變成了“奴隸”。過去講溥儀是從皇帝到平民，我們的孩子比不上溥儀這個末代皇帝。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最突出的兩個字就是“聽話”。稍稍懂事就教育孩子要聽話，小時聽爸爸媽媽的話、上學聽老師的話、工作了聽領導的話，似乎聽話是中國人的為人之本。

我之所以對文藝復興時期的情況多講一些，是因為我深感我國的歷史進程缺了文藝復興這一段。五四運動對封建沖擊了一下，但很快袁世凱復辟、軍閥混戰、國民黨一黨專政、抗日戰爭、內戰、解放后不久出現的極“左”路線、“文革”，致使形式主義、個人迷信大行其道。

現在當然好多了，但改也很難，什么都統一了，哪來創新？不能只許少數人創新，多數人服從。我們稱政府官員是公仆，老百姓是主人，可實際上并非完全如此。中國就缺乏文藝復興這一課，文藝復興最大的作用是恢復了人作為人的尊嚴，人民有民主的權利。今天我們講教育以人為本是否也有這個意思？說明過去我們是不以人為本的，可能也是以人為本，不過是以別人為本。

文藝復興以后，就出現了空想社會主義者，代表人物是莫爾，他的名著《烏托邦》是大家都應該知道的，可不一定看過。他還是第一個提出普及義務教育問題的人。

然后到16、17世紀，出了一個偉大的教育家、捷克的夸美紐斯，他的著作《大教學論》可以說是奠定了近代教育理論的基礎，還有一本《母育學校》影響也很大，特別對幼兒教育，這兩本書今天也值得一讀。從他開始就有了系統的學制：0～6歲為母育學校，以后是6～12歲、12～18歲、18～24歲分三段；還制訂了各階段的教學計劃。他還首先提出了自覺性原則、直觀性原則、系統性原則、鞏固性原則、量力性原則……等等教學原則，主張“要燃起學生求知渴望和學習熱情”。他還最早提出學年、學期的概念，還有放假制度、班級教學制度、編寫教科書等等，其作用被稱為“相當于哥白尼在天文學的發展上起的作用一樣大”。他的《大教學論》即使今天也值得一讀。

這之后，英國的洛克在1693年出版的《教育漫話》、法國盧梭在1762年出版的《愛彌爾》，都是有鮮明的教育新理念、在教育史上有很大影響的教育論著，其中不少觀點在今天仍有其生命力。

再以后到18、19世紀，瑞士的裴斯泰洛齊(1746～1827)明確提出教育的最終目的在于發展每個人的一切天賦與能力，而且這種發展應當是全面的、和諧的，但他又指出發展不能只是依靠本身的力量，而是要外界加以幫助，所以主張要合理安排教育，創立了“要素教育”的理論。他的代表作有《林哈德與葛篤德》、《天鵝之歌》等等，解放前在中國教育界有相當大的影響，他自己也辦過幾所學校，十分重視教育實踐，而且相當成功。他有許多著名的論點，如提出了“教育性的教學”(把智育同德育聯系起來)等等。

再接下來就要講到德國的赫爾巴特(1774～1841)，他的代表作有《普通教育學》、《關于心理學應用于教育學的幾封信》等。他可以說是與裴斯泰洛齊同時代的人，還曾去拜訪過裴氏，并受到裴氏的啟發(在心理學方面)，并宣傳裴氏的學說和經驗。他在教學論上的許多觀點，如將教學分為明了、聯想、系統、方法等四個階段，還有在課堂教學中提倡的分析、綜合、聯想、系統、方法五段教學法(引起動機、決定目的、新舊聯系……)，在中國中小學曾被廣泛采用。

與此同時代的對中國的幼教有影響的人物還有福祿貝爾(德)，主要著作有《人的教育》，歐文·第斯多惠(德)、斯賓塞(英)等。

到后來德國的凱興斯泰納(1854～1932)、美國的桑戴克(實驗教育學)被稱為美國教育心理學之父，主要著作有《教育心理學》、《智力測驗》等。

以上這些教育大師基本上都是歐洲人，總體上代表文藝復興與工業革命時期的近代教育思想。所以，被稱之為大陸派、傳統派，代表了近代教育思潮。

到19世紀末主要是20世紀初，在美國出現了一個非常重要、影響極大的教育流派，即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創始人就是杜威。他對傳統教育的理論與實踐發起了批判，提出兒童中心的理論，認為兒童是太陽，教師、教育工作一切要圍著太陽，強調要將教育的重心由教材、教師和其它一切教育工作轉移到兒童，所以也被稱為教育領域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與此相關，他還提出了“教育即生長”、“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和“做中學”等一系列與歐洲傳統教育完全不同的新理念。在1919～1921年，杜威曾兩次來華，出版了兩本報告集，一本是1919年的《杜威演講錄》，一本是1921年《杜威五大演講》。經過他的學生胡適、陶行知、陳鶴琴等人的宣傳推廣，在中國產生了極大影響。杜威的代表作《明日之學校》、《民主主義與教育》是我在師范大學學習時的重要參考書。以杜威教育思想為指導的克伯屈設計教學法，還有一種教學方法是廢除課堂講授，學生與教師訂立學習公約，在改教室為各科作業室或實驗室自學的基礎上，學生按自己的興趣，自由支配時間，各作業配有該科教師一人作為顧問，進度可自己掌握，教師檢查記錄，畢業時間也各不相同，這種比設計教學法更為個性化、并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制度，叫道爾頓制，以上兩種方法在解放前我都試過。

再有一種叫文納特卡制，也是將課程分為兩類。一類是所有學生都要學習的(讀、寫、算)，但以自學為主，每人進度可以不同，另一類由文化和創造性的經驗組成，以小組為背景開展活動，無一定程序，也不要考試。總的實驗目標是教學個別化，學校社會化。

設計教學法、道爾頓制、文納特卡制，還有一位意大利女教育家蒙臺梭利(1870～1952)的教學法，都對中國幼教的影響很大，但最后都沒有堅持推廣。

現在，我們正在進行課改，課改推出的研究性學習與設計教學法十分相似，我不知道提出研究性課程的同志是否了解過克伯屈的設計教學法以及其后為什么會停止執行的原因？

杜威的教育理論由于有陶行知等的推廣，包括我在內，解放前在我國中小學影響很大，但解放后杜氏理論被作為政治問題上綱上線受到批判。之后，又全面學習前蘇聯的教育理論與經驗，而所謂前蘇聯的教育理論實際是歐洲的傳統教育，屬于夸美紐斯、烏申斯基的理論體系，中蘇矛盾激化后，對此又進行了批判，并開展了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1961年中央又著手制訂大、中、小學教育工作條例，我參加了中學50條的起草，而且是主要執筆者。條例得到中央政治局的通過，并受到毛澤東的贊揚，說：“終于我們有了自己的教育學”，可是沒有想到不久以后在1964年的春節，毛澤東發表關于教育問題的談話，又批評了這個條例，并在當年黨中央還成立了專門的批判修正主義教育的12人的寫作組，我也是成員之一。寫作組花了近一年時間對前蘇聯的教育從理論到實踐進行分析研究，結果認為前蘇聯的教育理論體系基本是歐洲傳統派的，結論是修正主義教育理論的總根子是資產階級教育理論，而資產階級教育當然是不應該接受的。

記得新中國成立，接管教育時也只改了政治課，取消了三民主義、童子軍，改了歷史課文課本，其他基本未動。

所以建國以后實際是批了現代派，行了傳統派，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如不準講個性、人性、人道，民主也成了問題。毛澤東對此是不滿意的，所以1958年搞教育大革命，1964年發表春節談話，接著的文化大革命就可以證明。1965年我還帶了一個教育部的調研小組到南京在南師附中實踐，后因文革開始就停止了。

改革開放后的教育改革提出以學生發展為本，學生是主體，課改又搞了研究性課程，這是不是又在走向現代派教育？可現代派教育發源地的美國對此也不滿，也在改革，而且是向傳統派靠攏。所以，我說要好好學習一下教育思想史，總結經驗教訓，能否從兩派中跳出來，這才叫教育創新。

改革開放已有20多年，建國已有50多年，從1905年廢科舉興新學以來近百多年，人們總得長點見識吧！

一定要在傳承的基礎上談創新。

西方教育也在改革，但不能簡單照搬。

一句話，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得知道巨人是誰？他的肩膀在哪里？

教育是社會現象，教育既要與社會適應，還要為社會服務。所以教育創新更需要研究的第二個問題是當今社會發生了哪些重大變化，怎么去服務與適應。馬克思認為產生社會思想和社會理論的源泉不應當從思想和理論本身去尋找，而要從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中去尋找，即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我始終認為這才是教育新思想、新理論的源泉，相信新的教育思想大概是出在教育以外。當今社會最深刻的變化與發展，我認為一是信息技術，二是腦科學，三是道德的空前滑坡，這是前所未有的三大挑戰，其變革深度是歷史上的第三次。第一次是從原始社會向農業社會，第二次是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

要教育創新，要出新思想新理論，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二要研究新的社會現實、時代現實。這是我的主要觀點。

我從1936年開始參加教育工作，經歷了近現代教育變革的全過程，作為一本活字典也可以，教育界與我同時代而且參與全過程的人，活著的已不多了，活著而且還能思考還能參加活動與實踐的人更少了，但是當人們稱我為教育家甚至稱為著名教育家的時候，我是臉紅的，我只承認自己是一個老教育工作者。我雖然也努力學習教育理論，也努力在第一線實踐，并力圖有所創新，但現在回過頭看，真正創新的、超越前人的幾乎沒有，我只是不停地學習、實踐、探索，在傳統派與現代派之間搖擺，如此而已。

我深感進入信息時代與腦科學時代，教育肯定會有重大突破，從理論到實踐都會有所突破，可我已沒有機會了，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你們這一代，希望你們第一要學習，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第二要實踐，要自己去辦學；第三要多調查多到處看看，“三人行必有我師”；第四要關心社會的變革與其他科學的發展，“教育思想常常出在教育以外”。

我非常羨慕你們的年輕，也非常羨慕你們生逢其時，不像我一生大部是在戰亂與運動中生活，所以甚至有點嫉妒你們，但我也討厭那些浮躁、狂妄自大和不學習、不調查研究、不踏實工作，還自吹自擂、自我炒作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