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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利益需要捆綁社會關注點，以期達到自我營銷的目的。在利益面前，高考狀元如同明星，成為快速消費品。在高考結束這樣的輿論關注期，對于企業來說有很大的營銷價值，營銷成本很低”
各地高考成績陸續公布，盡管教育行政部門年年要求不炒作“高考狀元”，但“狀元”仍成為學校、 教輔機構、企業家爭相追捧的“香餑餑”，慶功宴、頒獎會、商業活動等“狀元秀”還是絡繹不絕。一些企業、機構、學校甚至“傍狀元”來打廣告、爭人氣、提高 知名度。
狀元被獎一套房，“傍狀元”花樣多
近日，廣東省恩平市一考生以總分620分成為該市2016年理科狀元，恩平市某地產公司獎給該考生一套100多平方米的“狀元房”，引起一片嘩然。
除了給高考“狀元”贈送房產，近年來，“敕封”高考“狀元”、請“狀元”進行商業代言，讓“狀元”騎馬游園為景區造勢等炒作類報道也頻頻見諸報端。
事實上，每年在高三學生周圍，都充斥著各色“狀元類”衍生商品：高考狀元筆記、狀元房出租、狀元保健品、狀元上過的教育機構和用過的電子教輔商品……相關商品似乎搭上“狀元”這趟順風車，就會不愁銷路。
記者在互聯網上搜索“高考狀元”，顯示的相關網頁不乏“狀元房”“狀元小區”“狀元學校”等字眼；在網絡購物平臺上，冠有“狀元頭銜”的狀元筆 記、狀元保健品、狀元教材等產品大賣；個別寺廟甚至有“狀元香”“狀元符”“狀元手鏈”……狀元也從一個教育產物，演變為一種擁有完整利益鏈條的“狀元經 濟”。
安徽省蕪湖市一名中學老師汪嫄嫄表示，高考狀元在學習方面自有獨特之處，適當地對他們的學習策略心得予以報道以激勵來者，有可取之處，“但過分 地炒作高分學生，以功利的態度來看待成績，在利益驅動下過度關注‘學霸’，不僅是社會的悲哀，也是這些‘高考狀元’的不能承受之重。”
南京師范大學教科院副教授殷飛認為，每個高考狀元都有自身的特點和成長經歷，借鑒其好的學習方法和讀書態度，對廣大考生有積極意義。如果炒作什么狀元用品，則是異化和扭曲，不可取。
功利化心態，“狀元”異化成消費“符號”
“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狀元情結自古以來深植于國人心中。高考狀元商業化、明星化，是一個嚴肅的社會課題。“狀元經濟”破壞了社會心態，使得“狀元”成為消費“符號”，加劇了社會心態的浮躁。
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夏學鑾認為，過分炒作高考狀元會加深民眾的分數崇拜，對素質教育來說是惡性循環。一些地方宣傳時把“經”念歪了，突出了“尖子”，忽視了“大多數”；突出了學校名氣，忽視了教育內涵；突出了考試成績，忽視了綜合素質。
西南政法大學全球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蔡斐認為，不能將“狀元熱”完全歸咎于媒體，“少部分媒體之所以熱衷炒作‘高考狀元’‘學霸宿舍’‘最牛 班級’等新聞，在于很多社會民眾愿意追逐這些新聞以及背后的信息，如這些‘狀元’‘學霸’在哪個學校的哪個尖子班。換句話說，讀者對優質教育資源有迫切的 需求，是媒體報道的原因和推動力。”
同時，不乏一些掌握優質教育資源的學校，為了保持教育資源優勢，以便未來招收到更優質的生源、繼續做強做大等，也“默契”地迎合媒體、企業進行高考狀元“炒作”。
攜手降溫“狀元經濟”
黑龍江省教育廳近日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門加強中、高考信息管理，禁止宣傳炒作中、高考“狀元”。除考生本人外，各級教育行政部門及招生機構一律不準向其他任何單位和個人提供考生報名信息。為防止炒作狀元，廣東、江蘇、福建等地還對高分考生成績進行了屏蔽。
“商業利益需要捆綁社會關注點，以期達到自我營銷的目的。在利益面前，高考狀元如同明星，成為快速消費品。在高考結束、暑假這樣的輿論關注期，對于企業來說有很大的營銷價值，營銷成本很低。”蔡斐說。
政府主管部門、學校、社會應攜手降溫“狀元經濟”。一方面，應完善學校辦學質量評價體系，遏制“唯分數論”的膚淺教育政績觀；另一方面，應加快 教育資源尤其是優質教育資源的平衡布局，讓民眾無須再跟蹤“狀元”背后的教育信息，減少此類新聞的熱度和需求。此外，各地高考狀元在取得高分后，也應端正 心態，加強自律，認識到高考只是人生的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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