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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點當越來越多的家庭選擇留學甚至移民，學習中文的價值也開始被更多人的重視，會中文不再意味著語言的交流，背后關聯的更是一種身份的認同和接納。在美國的華裔二代也有這樣的問題，不論他們多么“美國化”，但在別人眼里，仍然認為華裔代表著中國的文化和世界觀。本文作者，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伯克利比較文學系華裔畢業生林嘉燕，通過回憶了在美國學習中文的經歷，描述了一位美國華裔二代成長的煩惱。

文 | 林嘉燕 編輯 | 李臻

　　我大學第一堂中文課，老師問了一個讓我念念不忘的問題：“告訴我，華裔在美國受歧視嗎？”

　　我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上一個專門給華裔設計的班，學生都是ABC（即美國出生的華人）。我們八點鐘來上課，還在半夢半醒狀態中。有的學生在啃面包，有的趴在課桌上，但我們差不多都搖頭表示否認。

　　老師笑了。“嗯，我知道，你們從小就學到美國是個平等的地方。當你是一位學生，這可能是真的，但一到你畢業了，開始工作，就會發現你還是受歧視。所以你必須學中文，以便人家欺負你的時候還有另一半身份可以給你自我把握。你這樣才有一個完整的身份。”

　　這位來自大陸的老師敢第一天說這么嚴肅的話，我們都吃驚了。當時我才上大二，感覺老師解釋的情況離我很遙遠——不過從一開始我就對我的中文班格外注意，一部分是因為我中文老師的觀點跟其他老師確實不一樣，一部分是因為學中文曾經是我最恨的活動。

▲作者（第三排最左）于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開設的中文課上。

　　同學們分幫結派

　　回到我的童年。跟中文的關系一直是我生活中最復雜的關系，因為它反映了我跟父母在價值觀上的沖突；我對中國的認同感，隨著我的成長經歷也一直在變。

　　我的父母1983年從北京移民到加州灣區, 1993年我在加州出生，后來祖父母也從北京移民到美國幫助照顧我。小時候，我們在家說的語言是中文。我正式學了八年中文，也可以說我非正式地在家里學了二十幾年的中文，但在每一個時段，我的情緒都不一樣。

　　我上的第一個中文學校是一位臺灣老師辦的。從小學一年級開始，每天下課以后我和另外兩位女同學、三位男同學會站在路邊，等著一位師傅開面包車接我們去這所學校。這所學校的廚房里總是準備了一大鍋鹵肉飯。吃完飯，老師每天會帶我們讀一篇新課文，然后輔導我們練習寫字。如果學生很快把字練好了，老師也會給我們數學題做；聰明的同學都會假裝做不完, 然后趁老師不注意的時候在桌下玩兒掌上游戲機。

　　我們中文學校的學生都是華裔孩子，家里情況差不多——父母要上班，所以下課以后沒地方去。很多同學會參加小學的課后項目，但我媽看到這些孩子下課在外面玩兒，還吃糖果和方便面，覺得浪費時間又不健康，在中文學校至少能學一點東西。

　　在那段時間，中文學校不只是我放學以后混時間的地方，它也是我們的小社交圈。不同小學來的孩子會各自形成小團體，搶其他小學孩子的書包。我們也會按著父母的來源分幫結派，因為中文學校一半的同學父母是從臺灣移民來的，一半是從大陸來的。在一起玩兒的時候，連小孩子也經常會爭吵海峽兩岸之間的矛盾，其中有一位叫賈森(Jason)的同學對這個話題尤其激動，后來上中學的時候不只是華裔同學，其他種族的同學也喜歡逗他說“賈森，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當時我不懂他為什么這么愛激動，覺得好玩兒——但實際上我們也不懂，只是在模仿父母在飯桌上的話。

　　在我所住的舊金山灣區，普通話的中文學校實際上不少，但父母還是選擇送我到這家臺灣老師辦的學校，是因為灣區大多數的中文學校一周只開一次課，不像我當時的中文學校每天下午都有課有活動。令我父母覺得有意思的是，自己是大陸人，但孩子學的卻是繁體字。他們經常讓我朗誦注音符號，覺得好玩兒。

　　雖然學了跟父母不同的寫字系統，但中文學校對我的中文有很大的幫助。華裔孩子第一個語言通常是中文，因為是父母交流的語言，但一旦孩子開始接觸學校里說的英文，跟朋友和老師都用英語交流，就會把英語當成主要語言，不再跟父母說中文了。在我認識的華裔中，很多父母也會用英語回答孩子。久而久之，很多華裔孩子的中文水平就會退步，有的孩子會完全忘記中文。我大多數的華裔朋友只會說幾句中文；在我家春節和感恩節聚會的時候，我的堂親聽不懂大人在飯桌上說的話。我自己九歲才開始只用英語跟父母交流，比其他孩子晚了幾年，正是由于課后中文學校的影響。

　　當時在家里，我爸也會用英語回答我，但我媽一直堅持用中文跟我交流，甚至我們之間的談話也會很奇怪——兩人說兩種不同的語言，即使就這樣還是幫我保持了我的聽力和口語能力。小學時候，我還開始喜歡偷看我媽看的武俠電視劇，因為我喜歡那些大俠穿的衣服，比如女英雄輕飄的袖子。當時我媽可能以為看電視劇耽誤學習，但我認為這些電視劇實際上保持住了我的中文。

　　更重要的是我們住在一個華人多的社區。生活在灣區，即使我不主動鍛煉我的中文，也有機會學。在超市里排隊交錢的時候，我會下意識地旁聽周圍夫妻的談話，在公園玩兒的時候也會聽到喂鴨子面包的爺爺和奶奶在講中文。我放寒暑假都是姥姥和姥爺照顧我，他們英文不流利，所以我只能跟他們用中文交流。我八歲時候，爸爸回國搬到成都創業，從此以后我和媽媽每年夏天會探親一個月。在這些旅行中，我還是堅持只跟父母說英文，但在街上買冰棍和鹽酥雞就必須用上中文，跟隔壁住的孩子玩兒也都是說中文。我后來才發現這些看似隨意的經驗訓練了我理解不同方言和口音的能力。

　　我的夢魘

　　再大一點（差不多九歲時候），我開始參加課外活動，放學后要拉小提琴、彈鋼琴，還要去拉拉隊訓練，就沒時間每天學中文了。當時我父母跟許多華裔父母一樣，讓孩子從九歲或十歲開始參加對申請大學有利的課外活動，爭取讓孩子變得多才多藝。在這個邏輯下，華裔孩子會說中文沒什么了不起的，所以父母會把時間和關注放在別的活動上，最流行的是鋼琴等樂器。我開始忙碌起來，只好換到周末中文學校，每個星期天上兩小時課。

　　除了幾位我們當時羨慕又討厭的學霸，周末中文學校是每一位華裔初中生的恐懼：要犧牲我們的周日坐在教室里，同時想到其他朋友正在家里一起玩兒，感覺非常難過 （有幾次我媽忘記了夏令時改成了標準時間，等我們開車到了中文學校，發現已經錯過了一半的課，我記得自己興奮死了）。周末中文學校的老師教課并不差，但是中文學校失去了之前的親密。小時候我的社交圈圍著中文學校轉，而到那個年齡我的朋友是通過少年樂隊與其他活動認識的，中文學校好像是那些書呆子周末沒事干去的地方。

　　更關鍵的是，我當時認為學中文沒有意義。那會兒我有著典型的十來歲女孩的叛逆傾向，心想：畢竟我父母這么努力移民來到美國，想要我在美國成功，為什么又要讓我倒退學中文呢？過節的時候，許多來我們家的阿姨看到我不主動說中文，以為我不會，就對我媽說，“哎呀，你的孩子不會說中文，多可惜啊！” 聽到這種話我就會翻白眼，等她走了之后對媽媽埋怨，“為什么中國老太太總是覺得孩子必須會說中文？中文對我的日常生活沒有用，我也不會有一天搬到中國住……為什么要學？”

　　在這段時間我參加了兩個不同的中文學校，都是兩位很有經驗的大陸老師開的。第一個在附近的高中，課程很輕松，大多數的孩子是來混時間的。第二個是灣區最認真的中文學校，一共分十個年級，我當時小學六年級進了七年級中文班，班上同學有初中學生、高中生，還有一位小學三年級的學霸，正在讀《西游記》，每周上課都會帶著小說來給老師看，老師也讀她寫的文章給大家聽。

　　周末中文學校的老師大多數是其他學生的媽媽，業余時間教中文。為了培養師生之間的感情，每半年學生升一級的時候，老師保持不變。我一直很怕我的老師，因為她教課很嚴，有幾次我沒有準備課文，她看出來了，讓我在全班面前朗誦唐詩，害得我在暗戀的男生面前非常不好意思。雖然很痛苦，我確實也學到了很多東西。我們七年級背唐詩，八年級開始學成語和《論語》，九年級是寫作班，十年級學毛筆字。這些項目其他中文學校都沒有，老師也反復強調我們有這個機會很幸福。

　　學校還有一位白人男生，我們都覺得他很奇怪——畢竟那是2006年，在美國初等學校學習中文還不普遍，周末中文學校是一個華裔孩子傳承文化的工具，為什么一位不是華裔的孩子會來學中文？我們開玩笑地問他父母是不是瘋了才把他這樣一個白人孩子送到這樣的“監獄”里。幾年后我在一個網站上讀到一個那段時間留下來的評語，我猜是這位孩子的媽媽寫的。她最大的批評是我們的課程強調死記硬背，不是美國的“growth-oriented”（增長型）授課方法, 而且課程假定孩子有很強的中國文化背景，其他背景的孩子很難理解課文，加上她自己不會中文，就輔導不了孩子做功課。

　　我媽一直在強調“有一天你會感謝我”，老師也一直強調“中國文化是你們的一部分，必須好好學”。但在年幼的我看來，生活在美國，我的中國背景對我弊大于利。有一天下中文課后坐在車里，我把書扔在地上，對媽媽說，“我不學了。”這句話我說過很多次，但這一次不一樣。這次說完后，我再也不肯翻開中文課本了。我媽怎么勸我，都假裝聽不見。她沒辦法，就只好放棄了。

　　▲ 作者（左四）與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中文班的老師和同學。

　　13歲的時候，我放棄了周末中文課。在我那些從中國來的長輩看來，這個決定表明我就像許多同齡的華裔孩子一樣，不珍惜我的文化背景。后來我許多年都沒有學中文。在初中選外語的時候，我報名拉丁語，因為我對古羅馬的神話很感興趣。

　　沒想到幾年后，美國的大學理事會(The College Board)決定創建一個中文的SAT和AP考試。2008年我上高一那一年，我的高中開始提供“一年級”中文班，每一年想再加一年級，一直到四年級AP考試班的位置。所以在我舊金山灣區的高中一共有五個語言項目：西班牙語、法語、日語、拉丁語和新加的中文。

　　雖然進入高中的時候有機會恢復我的中文教育，但我還是選擇了繼續學拉丁語，因為我們的項目最小，同學之間的關系很親密，我在初中已經交了很多朋友。新加的中文項目在我們校區的華人圈里的確是大消息，因為這說明美國學制終于把中文放到眼里了，承認了它的重要性。華裔孩子也不用再費周末時間學中文了，可以直接在高中學。不過新的中文項目也遭致意外的反感。

　　我高中的中文老師是一位白人，班上的學生大多數是華裔，很多人已經接受過中文教育，所以雖然他們登記了初級班，但水平要高于一年級。很多其他的同學和家長認為這些華裔沒出息，跟沒基礎的學生一起上課，口音又比老師好。他們說，你從來沒見過墨西哥裔的學生選擇西班牙語，這些華裔孩子是為了不費力得A才選中文。

　　當時，ABC中只有少部分人參加了中文項目，但他們占了中文班的大多數。在我認識的朋友中，有的華裔確實是想不費力得A，他們以后打算學理科，認為外語對以后的工作沒用。但也有一些華裔從小到大都跟父母說的是英文，沒有上過周末中文學校。這兩群人被混到了一起，那位白人老師中文水平還是很高的（盡管她口音有問題）。她以前是我們學校的歷史老師，為了發展我們學校的中文項目爭取了很多年，她教課很有激情。

　　高三申請大學的時候，我媽熱情鼓勵我參加中文的AP和SAT考試，但我死活不愿意。華裔孩子已經有一個不好的名聲——為了進好大學，我們什么都愿意做，有的父母愿意付過高的費用“包裝”孩子的申請材料，實際上很多是雇人把孩子的申請書重新寫一遍。

　　這一切使我更加拒絕中國文化，因為我不想給人家這樣的印象。在這時候，最大的壓力來自其他華裔學生。在我的高中里，非白人的孩子占大多數，但大家承擔的壓力是一樣的：你的行為越像你的母國，就越受欺負。比方說，如果你拍照時候用手指做一個V字形，或者梳兩個辮子上學，其他的孩子就會笑話你。(初中七年級的時候，我跟媽媽到中國旅游，剪了一個當時在亞洲很流行的發型，我回家哭了，因為怕被其他同學欺負，那整個學期都把頭發梳成辮子以免人家看見）我們好像爭著誰最“美國化”。

　　回頭看，當時有很大的誤解，因為華裔孩子學中文實際上也是很不容易的，考過AP考試應該表揚才對，而不是看不起。我能理解在外人眼里，學自己父母的語言沒有什么了不起。許多華裔孩子本來有一個很好的機會學中文，但由于壓力而錯過了。

　　陌生的中國

　　離家上大學，一切突然安靜下來了。

　　我上的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離老家開車要一小時多一點，所以我只在過節時候回家。沒有人在背后追，我終于松開手把老家的華人圈子丟下了。大學一年級我想都沒有想過中文，恨不得忘了我有這個文化背景。我沒有主動找華裔交朋友。我的專業是心理學。有時候在校園里我會遇到中國留學生，但他們的聲音對我來說只是遠處的回聲而已。這是我多年渴望的釋放。

　　又過了一年，我暑假參加了一個科幻創意寫作班，其中一位同學寫了一篇發生在上海的短故事。

　　在故事中，主人公在一條里弄里躲雨。這是一座急速現代化的都市，混亂中充滿了生機。這里有摩天大廈和穿著西裝的銀行家，也有民工和藏匿于街景一隅的寺廟。

　　以前，我從沒有把中文課本里的中國當成一個立體的地方，它只是一篇文字——沒完沒了的生詞、成語和一些喝醉酒的老頭子看月亮——的注腳。我也陪父母去過中國的很多地方，但我沒有把事實的“中國”從我對中文教育的反感分開。當擯棄我先入為主的觀念，從一個外人的角度看望中國，我發現自己對故事中的繁雜街景和快速現代化很有興趣，不敢相信這跟中文課本里描述的是同一個國家，于是想做更多的了解。

　　接下來，我讀了一些關注中國的介紹，看了一些照片，發現中國實際上對我是一個陌生的地方。幾天后，我給我媽打了一個電話，“我下學期要報名中文課。”

　　她以為出了什么事，著急地問：“怎么回事？你怎么了？”

　　我也沒多解釋，掛了電話就開始瀏覽我大學提供的中文課。

　　因為我不是初級學生，又是華裔，學校要求我在網上先完成一個分班測驗。考試的指示說，如果我不知道答案就應該把那道題跳過去，這樣才能得出最準的結果，但上了這么多年的中文課還不會好多題，我覺得很丟臉，就還是猜了很多。奇怪的是，我發現自己的閱讀和寫作退步了不少，但聽力還不錯，測試時沒有猜答案，結果近乎滿分。老師之后通知我，我被分到大學三年級的華裔班，這是專門給我這樣背景的學生設計的。

　　第二代移民通常已經接觸過父母的語言，尤其在口語方面，所以語法和發音沒有問題，但許多初級語言班把時間集中在這兩方面上。因此，這些第二代移民孩子感覺傳統語言課不夠難，但同時它們書寫能力確實是初級水平。參加大學語言班的第二代移民孩子越來越多，有的美國大學開始把兩群學生分開：沒有背景的學生參加普通語言班，已經有背景的學生參加專門設計的heritage（繼承語）班。一個大學提供哪些課在于它的學生人數。美國大學最流行的外語是西班牙語，所以南美后代多的大學一般會提供西班牙語的繼承語班。選擇中文的學生少一些，但由于中國的經濟發展等因素使得中文受到高度重視，提供中文繼承語班的學校在增加。華裔多的大學一般都有華裔班。

　　從我13歲放棄中文到大學第一堂中文課之間，隔著七年的時間。大二第一天早上八點走進中文課教室，大家都覺得有一點奇怪，因為周圍只有ABC，這是一個美國大學平時見不著的現象。

　　我的老師姓宋，10多年前移民到了美國，在伯克利拿到亞洲學碩士，自己有個上初中的女兒，所以很理解我們的想法。老師站在我們面前，她笑了一下，告訴了我們，“我以前是周末中文學校的老師。我知道你們以前都上過周末中文學校。我不喜歡教周末中文學校的課，因為那時你們不想學，都是父母逼你們去的，是吧？所以我辭職了。現在你們長大了，自己選擇坐在這個教室里。你們現在改變了想法，感覺中文對你重要了，所以我很高興教你們。”

　　班上的學生開始偷偷地笑，教室里的緊張氣氛馬上消失了。結果從第一天開始，那個教室里的氣氛就跟我其他課不一樣。我感覺我跟中文班上的同學有一個特殊的關系，因為雖然我們都是不同的專業，父母來自大陸、臺灣不同的地方，但我們背后攢了一套共同的學中文經歷。

　　我們的中文老師在我們大學生活中占了一個特殊的位置。我華裔班三年級的老師經常開玩笑說，“我最喜歡教華裔班，因為我總是感覺你們把我當作你們的媽媽。我是不是長得跟你們的媽媽很像！”過年時，我們在美國大學沒有機會回家，都是中文老師給我們帶巧克力元寶吃，她知道大學孩子不吃早飯，有時會喂我們吃甜甜圈油炸圈餅。她還會跟我們聊她女兒成長的煩惱，問我們的建議。

　　華裔班上的同學變成了我大學最好的一些朋友。課后我們會集合在教室外面聊小時候的經歷：我們在中文學校最恨的小學霸；被鋼琴老師痛罵的經歷；還有姥姥空手打墻上蒼蠅的回憶。也是這些朋友，期末考試后一起到奧克蘭的唐人街喝酒唱KTV，時不時請老師吃中國餐館和冰淇淋。我大二的春季學期，我們中文班的同學請老師到我們最喜歡的中國餐館，她對我們解釋，“哎呀，美國人的習慣是孩子們先讓長輩吃，但在中國文化是長輩要照顧你們，所以你們別讓我先吃。你們先吃。”

　　我們華裔班的課文都是關于美國文化和中國文化之間的典型性差異，比如中國人不喜歡欠債，但美國人喜歡用信用卡，感覺信用分數高的人更可靠；或者許多美國人錯誤地以為唐人街是一個中國的小模型，但實際上今天的唐人街更類似60年代的香港。課文里再一個令人難忘的話題是雙語教育。那次考試老師放了一個錄影帶，介紹一位媽媽在談異族婚姻和孩子語言教育的交叉；她總結了一個辦法，就是自己堅持對孩子說中文，這樣丈夫也沒有機會在飯桌上參與她和孩子的談話，只有這樣才能保住女兒的中文。

　　這些話題對我很有意義，因為我也注意到了這些矛盾或差異，但沒人對我解釋過。我終于明白了為什么我每次跟親戚吃飯，我媽會假裝上洗手間，然后跑到前臺掏錢包，接著全家追在后面搶她手里拿的賬單，周圍的老外很迷茫地看著我們。

　　到了春學期，我們班有了新的老師——張老師，她年輕時候在中國是一名德語老師。她上課第一天介紹文化大革命時，講到她被派到德國做調查，得到特殊旅行權利離開中國。“我想讓你看我當時寫的筆記，”她對我們說，然后在白板上投射她當時拍的照片、寫的散文。在照片中，她拍了許多柏林街頭染了頭發、穿著皮夾克的朋克，旁邊寫著，“好不文明，這是因為他們太自由了。”回想起當時的想法，她笑著說，“你看，有意思吧？”

　　我們發現張老師的價值觀是多面的，她那一代和我們年輕一代之間的距離很遠，經常會有摩擦，必須通過交流才能彼此理解。比如有一次她解釋她女兒的英文名字是她中文名字的拼音。在學校受同學欺負，她回家求媽媽起個英文名字，但我老師不同意，說“中文是姓名普遍，個人名字特制，英語是姓名特制，各人名字普遍，你又有個普遍的姓名，又有個普遍的個人名字，那你的獨特性就沒了。你應該對你的名字很自豪，不準訴苦。”而我作為在美國受過欺負的孩子，很同情她的女兒，我們大多數都有英文名字，感覺雖然在理想社會中你什么名字都能有，美國還是有些方面不平等，孩子有中文名字會遭受同學的欺負和更多的種族成見，所以最好起個英文名字，然后用中文名字作為中間名。

　　我們課上討論的話題都很雜。其中有：你長大了，會按中國的習俗養你的父母，還是分開住？你把成功還是高興作為生活目的？畢業后想追求什么事業，父母支持不支持？這些內容表明，設計華裔班課程的老師明白中文在第二代孩子的生活中不只是一個語言，它還關系到一個人的身份認同。忽略這個文化方面而光教字母和語法是永遠不夠的。

　　雖然這幾年，中文課是我大學里最喜歡的課，但我記得我周末中文學校老師說的話：如果當時不抓緊，以后不會再有那么地道的課程了。她說的太對了。大學的中文課不會每一個字都教筆順。我那么多年沒有接觸中文，很多字的筆順是亂猜的，到現在還不清楚到底怎么寫。大學的課程也沒有朗誦唐詩、毛筆字或創意寫作的項目。

　　華裔班跟非華裔班之間的一個很大的區別在于我們課程會減少語法的教學，想當然地認為我們發音和口語沒有問題，課文內容也會不一樣。我七年沒有練習中文，最大的困難是雖然可以背某一篇課文里的生字，到了考試，發現生字都記住了，但單詞往往不會寫，必須用拼音補充，結果還是丟了好多分。因為華裔班的學生有的父母來自大陸，有的來自臺灣，我們的課文單周是簡體字，雙周是繁體字，考試也是簡繁輪換。我簡體字更強，所以考繁體字的成績會差一點，輪到簡體字分數會高一點，臺灣裔學生則相反。

　　不過，華裔和非華裔之間的界線并不嚴格：這兩個課程之間的分別是為了給學生提供更合適的選擇，而不是按孩子的種族把他們分開。我“華三”班秋季學期有一位韓國留學生，他高中在上海讀的，所以中文很強；春季學期有一位27歲的法學院學生，雖然是白種人，但他在北京工作了三年，上我們班目的是為了復習以前學的中文。我還有一位朋友是第三代華裔，父母不會講中文，所以她上的是非華裔班。

　　復雜的命運

　　一直到今天，我總會想起媽媽當時提醒我的那句話：“你有一天會感謝我。”確實，這是許多華裔孩子的人生圣歌。我們不理解為什么要學樂器，為什么要上中文學校，只有父母的保證，“你有一天會感謝我。”

　　我10歲時，每周六必須六點鐘起床上鋼琴課，我半閉著眼睛對媽媽說，“我現在一點都不感謝你。”13歲上中文課快要寂寞死了，也是同一句話，“我現在還是不感謝你。”甚至16歲被小提琴老師罵哭時，也是這一句：“我真的現在不感謝你。”

　　但是，當我在北京做了一年交換回來之后，終于看清了——我非常、非常感謝媽媽給我機會學這么多東西，尤其是中文，因為這些經驗給了我一個技能組合，使我全面發展。我覺得很奇妙——我曾經很努力地拒絕中國文化，但后來長大了，投入學習中文，最后還把專業改成了比較文學，這樣我可以同時研究美國和中國的文化。今年六月我已大學畢業。

　　同時呢，我也理解我的一些朋友，還有其他華裔，現在也不感謝父母逼他們學中文，認為自己的童年浪費在沒興趣的活動上很可惜。這些人找到了其他感興趣的愛好，決定不需要中文，他們也都沒有錯。華裔想在美國成功、幸福，確實可以一點中文不需要，哪怕它會越來越有用。畢業之前，在大學的新招生日(New Admit Day)，我代表比較文學本科系招待未來的學生，其中有一位媽媽給我介紹她的女兒，說她未來想當作家，自己最大的快樂就是陪著她改文章，聽到這里令我心有戚戚焉。近來，我經常不由自主地沉思，如果我當時把時間花在自己喜歡的愛好上（寫作、跳舞），而不是父母替我選的活動（鋼琴、小提琴、中文學校），我今天是不是會更優秀，會更多地感謝媽媽。

　　我還記得華裔中文班的宋老師在第一堂課上還說了一句話：“華裔的命運是最復雜的，因為你活著活著會發現，你又不是美國人，又不是中國人。”

　　在這個邏輯下，我們迷失在兩個身份之間，找不到路，而我們學中文的目的是為了救自己。

　　但我寧肯想，現在一定程度上把中文學好了，我本人就具備了兩個不同的角度來考慮問題。離開大學的校門，我不再生活在一個單面的世界里。我可以看中文的小說，讀中文的新聞，想問題時候不只是從美國人的角度考慮，也從中國人的角度想。之前我很倔強地主張美國人的價值觀，現在我愿意退一步考慮跟我不一樣的想法，至少爭取理解它。這些我每天都在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