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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全國政協委員、南京工業大學校長喬旭接受采訪時表示，在大學生就業形勢嚴峻復雜的形勢下，很多畢業生為了保留應屆生身份寧愿待業，“慢就業”甚至“不就業”。他說，“延遲就業”持續升溫，當前的就業率統計有待改進。

當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進入了新發展階段，大學生就業形勢也發生了很大變化。2022屆高校畢業生規模將達到1076萬人，同比增加167萬人，規模和增幅均創歷史新高。疫情影響下，我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加重了就業市場用人需求的不確定性。再加之海外留學生回流加速，校園招聘活動開展難度加大，諸多因素導致大學生就業形勢更加嚴峻復雜。

喬旭分析稱，在本科就業形勢嚴峻的情況下，考研、考公成了畢業生熱門的選擇。

據統計，2022國家公務員考試報名人數高達212.3萬，首破200萬；2022考研報名人數達到457萬，較上一年上漲80萬，達歷年最高。二次考研、考公的人數也逐年增多，一些高校未就業畢業生中參加二次考研的比例過半，延遲就業風潮不斷加劇。從高校實踐效果來看，以現有就業率統計方法倒逼畢業生“形式上”就業，難以改變現狀而取得理想的效果。

旭認為，當前，擁有“應屆”身份在求職、考試、落戶，尤其在公務員招錄等方面具有優勢，畢業生對一次就業慎之又慎，往往待價而沽。但各主管部門對“應屆”的界定存在矛盾，教育部門認定應屆生為“即將畢業但還沒拿到畢業證、處于實習或待業狀態的畢業生”，很多畢業生為了保留應屆生身份寧愿待業，“慢就業”甚至“不就業”。人社部門的標準相對寬泛，認為在擇業期內(國家規定為2年，部分地區3年)即可，但又附加了“未繳納保險”的條件。

喬旭表示，實際上，應屆與否只與畢業時限有關，繳納保險與否并不能改變畢業生“社會新鮮人”的實際。相互矛盾的“應屆”標準，往往給畢業生就業選擇和用人單位招聘帶來了混亂。

喬旭還認為，“就業難”和“人才荒”并舉，供需嚴重不匹配。一方面大學生就業難，另一方面中小企業、制造業一線等人才需求旺盛，這是當前“穩就業”的重要支撐。但中小企業在穩定性、薪酬待遇、工作環境和知名度等方面處于劣勢，面臨著招聘難、專業技術人才短缺等問題。一些數字經濟領域的企業，采用非雇傭形式的新就業形態，難以納入就業統計指標中，也成為大學生擇業的回避項。

“就業是最大的民生，大學生就業是一個系統性社會工程，在頂層設計之后，要做好政策配套與銜接，還需要社會多元參與、共同發力。”喬旭建議調整統計口徑，把二次考研、二次考公、提供報考材料者都納入“靈活就業”范疇，“靈活就業”則納入教育主管部門的就業統計指標中。

喬旭還建議淡化“應屆”身份。教育主管部門、人社部門和用人單位淡化對“應屆畢業生”的要求，不將“畢業生報送過就業相關信息、購買過社會保險等情況”作為限制公招、公考的報考條件。

此外，他還鼓勵“梯度就業”。引導大學生革新就業觀，改變“一步到位”的就業理念，在意向崗位缺少的情況下，先選擇扎根基層，從小做起，積累經驗，提升能力，為后期發展打牢基礎。

喬旭還建議參照國家選調生、大學生村官計劃方案，設立面向中小企業的“大學生工程師計劃”項目，選拔優秀應屆畢業生到中小企業工作。一是實行人才派遣制。地方政府根據中小企業需求確定“大學生工程師”名額，經高校推薦后，政府集中選拔或由企業直接招聘報政府批準，確定人選并派遣至中小企業工作。二是提供配套與激勵。地方政府提供住房、津貼、培訓等保障；企業給予“大學生工程師”一定比例的知識產權股權激勵。三是建立人才流動制。允許“大學生工程師”利用創新成果另行創業，企業與個人協商確定分配機制；報考公務員的，參照大學生村官政策優先錄用。

面向后疫情時代的新就業形態，喬旭建議修訂就業促進法、失業保險條例和工傷保險條例等法規，建立適應靈活就業特點的勞動合同制度及社保繳納規定，建立健全勞動爭議處理機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