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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院校生均撥款全覆蓋，與本科院校實現“同等待遇”——
高職不再為“要錢”分神，日子該咋過
時值年末，各級預算正在緊張編制。如果在幾年前，大家都該“跑”起來了，就連高職院校的校長們也不例外。
“一是來年預算多爭取一點，二是看看年底有沒有可能再給加一點。”高等職業技術教育研究會會長、浙江金融職業學院黨委書記周建松回憶說，“但是，自從實施了高職生均撥款制度，毫不夸張地說，我和校長幾乎沒去過財政廳。”
截至2015年底，全國31個省份已全部建立高職院校生均撥款制度。那么，在眼下這個多數高職院校不再愁錢、跑錢的年份，對高職教育意味著什么？學校的日子又是怎么過的？本報記者進行了調查。
高職辦學經費有了根本保障
“生均撥款制度的建立，進一步明確了高職定位，為高職發展提供了根本保障。”周建松說。
眾所周知，高職教育是改革開放后發展起來的一種新的教育形式。作為高職教育改革發展的親歷者，周建松說：“一開始，它的定位并不明確。有些人認為它帶有民辦的色彩，就應該靠學費過日子，還有很多從中職升格上來的高職，則一直維持著中職的撥款基數。”
由于沒有制度做保障，各級財政對高職教育經費撥款長期低于同級普通教育。
數據顯示，超過半數的高職學生為農家子弟。已占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高職教育，一頭關系著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產業轉型升級輸送大量高技能人才；另一頭則關系著千萬普通家庭子女圓夢大學立足社會的民生。近年來，《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等一系列文件提出了職教內涵發展、提高質量的明確要求，而加大經費投入是保障源頭。
2014年，財政部、教育部出臺《關于建立完善以改革和績效為導向的生均撥款制度 加快發展現代高等職業教育的意見》，提出到2017年，各地高職院校年生均財政撥款水平應不低于1.2萬元的本科院校撥款水平。
然而，最大的問題是發展不平衡。數據顯示，在北京、上海等經濟發達地區，職教生均撥款早就超過了1.2萬元。但在基礎薄弱、財力有限的中西部地區，2012年，河南、廣西、湖北等9個省份的高職院校生均公共財政預算教育支出不足9000元，有的僅為6000多元。即便是經濟發達的廣東等沿海省份，各地市之間也存在著差異。
為推動生均撥款制度的建立，中央財政建立“以獎代補”機制，引導各地提高高職生均財政撥款水平。2017年以前，對于年生均財政撥款水平尚未達到1.2萬元的省份，中央財政以2013年為基期，對各地生均財政撥款水平增量部分按一定比例給予撥款標準獎補。具體獎補比例，根據東部地區25%、中西部地區35%的基本比例以及各省財力狀況等因素確定。對年生均財政撥款水平已達到1.2萬元且以后年度不低于這一水平的省份，中央財政給予撥款標準獎補并穩定支持。
在國家政策的引導下，地方政府積極行動起來。許多省份針對域內經濟發展程度存在不平衡的情形，根據區域不同，省級財政建立了差別化的獎補機制。廣西將高職院校生均撥款與高等教育的“強基創優計劃”緊密結合，以經費為引導和杠桿，大力促進高職院校人才培養績效的提升。
“國家確定的生均經費水平也成為公共財政向高職投入的基本依據。只有牽住這個‘牛鼻子’，高職經費投入才能從制度上得到公共財政的根本保障。”中國教育會計學會高等職業院校分會秘書長茹家團特別強調，“生均撥款制度的建立是制度性的，管根本和長遠的，但面對現實條件的不足和未來發展的需求，還需要不斷完善現行生均撥款制度，建立動態調整機制，不斷提高經費保障水平，實現高等職業教育的持續協調發展。”
“買醬油錢不能買醋”的尷尬少了
“過去叫‘買醬油的錢不能買醋’，很多經費是專項撥款，只能干一件事，干別的就違規，要通盤考慮學校工作不得不冒風險。”
“以前，按基數撥款，校長也不知道今年能有多少錢，明年還能不能持續，所以無法做長遠規劃。”
隨著生均撥款制度的建立，這些尷尬成了校長們對往昔的笑談。在全國高職高專校長聯席會議常務副主席、寧波職業技術學院院長張慧波看來，生均撥款制度的全面建立，將學校的“財權”和“事權”有效統一起來，在一定范疇內擴大了學校辦學經費的使用權。
那么，有了經費自主權的校長們都在做些什么呢？
地處西部民族地區、屬于“艱苦行業辦學”的新疆職業技術學院，集中全力補上辦學條件短板。實行生均撥款制度以來，該校累計投資3000多萬元，新增1000多萬元教學科研實訓設備，改擴建實訓場10個，成立了“設施園藝技能大師工作室”等10個專業工作室；擴充圖書文獻資源；增加校舍建筑面積1.4萬多平方米。該校還通過從企業引進、從企業聘任、到企業鍛煉“三企途經”，著力構建人才“三梯隊”，打造“雙師型”教師隊伍。
“去年經費的增量部分基本用在教學上了，今年著重解決師資隊伍建設，下一步要解決信息化的瓶頸問題，”遼寧林業職業技術學院黨委書記鄒學忠告訴記者，“有了生均撥款做保障，可以圍繞這個目標從專業布局、課程設置、教學方法等方面系統化地進行改革。”
陜西鐵路工程職業技術學院以專業建設為龍頭，緊密圍繞為產業發展服務做文章。院長王津說，生均撥款大幅度增加之后，學校提高了為企業服務的能力。從2014年底開始，學校連續為企業做了23個項目，合同金額達到1000萬元，增加了辦學經費的新來源。
“以前，每所學校獲得的經費投入不同，不具可比性。現在，同樣的學校拿同樣的錢，誰能把學校辦得更好，一比就看出來了。獲得權力的同時，大大強化了辦學者的責任，激發了辦學的活力。”周建松說。
“活錢”有了，還得要精打細算
按照政策目標，2017年，全國各地高職院校生均撥款將達到1.2萬元水平，對于不少地區來說，高職辦學經費將再上臺階。雖不能說日子富裕了，但可以說是兜里有“活錢”了。
那么，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如何保證每一分錢都花在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的刀刃上？甚至，會不會有院校為了“人頭紅利”而盲目擴招？
“這確實對學校黨委的決策能力和校長的理財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中國教育會計學會高等職業院校分會會長、山西財稅專科學校校長趙麗生說，“我們要及時更新理念，堅持績效導向，強化預算管理，科學制定學校滾動發展規劃，根據財力有序推進學校改革與發展，再也不能等錢來了才考慮干什么。”
“學生多了資源又跟不上，儀器設備、生均用地也要增加，否則就會影響學校的績效評價。”王津告訴記者，“陜西的政策是，從9000元到1.2萬元的增量不再按人頭平均分配，而是按照扶優扶強的原則，根據辦學績效來分配，而績效指標主要依據是教育部去年頒布的《高等職業教育創新發展行動計劃》，政策環環相扣，良性互動。”
貴州省教育廳副廳長鄒聯克說，貴州省用“五招”確保管好用好經費。一是按國家要求體現績效導向，在保證公平的基礎上促進內涵發展，防止學校吃大鍋飯、盲目擴招，經費安排向就業好、辦學質量高、改革力度大的學校傾斜，向產業轉型升級需要的專業傾斜；二是強化市州一級政府、行業企業和民辦院校舉辦者的責任，進一步落實生均經費；三是綜合獎懲，對沒達到生均經費水平的地區，將不再予以獎補，招生計劃也會相應限制；四是通過資金投向安排，促進職業院校轉變辦學理念；五是關注績效評價，建立評價機制，并將評價結果用于調整高職改革發展政策措施，提高管理水平。
按照要求，“2017年，對年生均財政撥款水平仍未達到1.2萬元的省份，除不再給予撥款標準獎補外，中央財政還將暫停改革績效獎補；教育部將在下一年度招生計劃安排時予以必要限制，并對其高校設置工作予以調控”。
在談到生均撥款制度的進一步落實時，茹家團說：“對地方來講，一是要進一步加強省級統籌，二是要切實搞好績效評價，將績效理念貫穿于高職經費分配使用全過程，體現目標和結果導向。對于學校來說，要緊盯支出績效，注重內涵建設，防止和杜絕生均撥款人頭紅利誘惑。財政部、教育部將從生均財政撥款制度建立與完善、預算安排等方面，加強對各地高等職業教育投入情況的監測，學校也應該將有限的每一分錢花在‘刀刃’上。”(本報首席記者 高靚)
《中國教育報》2016年11月29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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