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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教育改革30年的歷程，我大體把改革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78年-1980年撥亂反正階段

　　從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開放的總方針開始，到1980年左右。大概三年時間，這一階段主要任務是撥亂反正，包括恢復統一高考，恢復教學大綱、教學計劃，落實知識分子政策。這一階段的工作是為以后的教育改革奠定思想基礎。

　　第二階段：1980年-1988年教育改革黃金時代

　　那個時候，在中央解放思想的號召下，全國高等教育戰線，真猶如百花齊放，各個學校都積極開展改革的試點。大有英雄比武之勢，像上海交大的人事制度改革，提出了工資制度“上不封頂、下不保底”，那時候別的學校都非常羨慕。比如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華南理工學院的理工結合，科研要走在教學的前面，這都是很先進的理念。深圳大學的黨政體制的改革，提出了黨的機構要業余化、兼職化，黨委宣傳部、組織部、辦公室沒有編制，都得兼行政工作。兼職化、業余化，是非常大膽的開創了黨政體制改革的先例。

　　當時我在武漢大學工作，面對改革大好形勢，我們從哪兒做起，我們選擇從教學制度開始。因為，只有改革僵化的教學制度，才能夠調動廣大教授和學生的積極性。我們現在很多的教育改革的措施，大部分都是那個時代推出來的，而至今還為許多高校所效仿。

　　第三個階段：1989-1992年停滯階段

　　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這一代教育改革停滯不前。

　　第四個階段：1993年以后發展代替改革階段

　　也是小平同志南巡以后，重新倡導改革，誰不改革誰下臺，這個時候改革又開始回升。

　　但是從1993年到現在已經15年過去了，我們雖然推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但是在我看來，都是屬于添枝加葉式的改良。這一代突出的是以發展代替了改革。

　　我們怎么評價30年的教育改革?

　　30年當中，特別是80年代，進行了許多有益的改革實驗，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也取得了不少的寶貴經驗。但是從90年代開始以后，大學出現合并、升格、擴招、抓了發展，而出現了冒進和浮夸。

　　雖然抓了一些改革，但是沒有抓教育本源的改革，所以問題重生，積重難返。總的來說，30年教育改革，雖然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是由于沒有涉及教育本源的改革，所以總的來說我們的教育改革是不成功的。

　　聯合國教科衛《在教育的今天、明天這本書》當中，對于世界范圍的改革做了評價，他說“像今天這樣零星地進行一些改革，而沒有一個關于教育過程、目標與方式的整體觀念，已不再是可取的。”我想這個評價對于中國30年的改革也是有針對性的。

　　下面談到戊戌變法的教訓。戊戌變法的教訓是極其深刻的，戊戌變法是中國學步民主的開端，可惜我們現在還站在民主的大門之外。梁啟超先生是戊戌變法的先鋒人物，他沉痛地總結變法失敗的原因：“變法不變本源，而變枝葉，不變全體，而變一端，非徒無效，只增弊耳”。我們用他的這一句教訓看看我們今天中國的改革，我覺得是很相似的。

　　為什么中國需要一場真正的教育變革?我認為原因有三：

　　首先，我國高等教育與世界發達國家的高等教育有很大的差距。據資料統計，至今中國還沒有一所大學能夠進入世界前200名。我是相信的，盡管英國泰晤士周刊的評價，說北大進入了前17名、15名、14名，那個評價是不可信的。

　　其次，雖然我國大學生和研究生數量居世界第一，特別是大學生是世界第一，但是我們又培養出了多少的高質量、杰出的、世界頂尖的人才呢?恐怕微乎其微。包括諾貝爾獎在內，和幾乎所有的基礎科學領域的世界大家，中國現在都是空白。別說天文、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學、地質學、建筑學、計算機，包括文學、新聞學，所有都是空白。不僅僅是諾貝爾的問題，據我統計，諾貝爾獎107年了，大概有將近700位獲得者，其中有600人都分布在世界一流大學里，而我們中國現在沒有。

　　最后，近幾年，我國高等教育問題很多，群眾議論紛紛，強烈的要求改革。許多媒體都做過調查，群眾現在最不滿意的問題，是困擾教育問題之一。所以要求我們進行真正的變革。

　　什么是我國高等教育的本源問題呢?

　　所謂本源，是事物產生的根本原因，而教育的本源是指影響教育質量和科學水平的根本原因。我認為我國教育的本源問題有三：

　　一、教育理念。二、教育體制。三、培養人才的模式。

　　一、教育理念。

　　之所以教育改革不成功，就是在三個問題上，我們沒有或者幾乎沒有觸及。

　　講到大學理念，不得不提到德國17世紀哲學家——康德。康德被認為是世界近現代哲學家第一人。他終身在他的家鄉，直到47歲還是講師，沒有提到副教授，后來做了教授、校長。

　　什么是大學理念?大學理念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回答大學是什么?大學是干什么的?一提到大學是什么，我們就不得不想到古羅馬時候有一個學者奧古斯丁對時間的提問，他說：“如果不問時間是什么，我大概還知道時間是什么，但是真正問時間是什么，我倒不知道時間是什么了。”

　　大學也是，大學是什么?雖然我們培養了2000多萬的大學生，現在在校的大學教師隊伍幾千萬人，但并不一定每一個在大學工作的人都知道大學是什么，大學是干什么的。康德是世界上第一個回答大學是什么的人，他說“大學是一個學術共同體，它的品性是獨立追求真理和學術自由”。可見我們對這一點是理解的有很大的偏差。

　　其次，關于教育理念，不得不講到關于培養人才的理念，中國和西方在人才培養上有一個根本的區別，西方是講成長，是以裸塑的質量主義為基礎，是按照效仿自然的法則，按照受教育者的興趣、志愿、選擇，自然的生長，不受外界的干預。而中國教育理念的源頭是塑造。塑造就是把受教育者當做一個原材料，把它放在一個標準的模具當中，放到生產流水線上，而生產出來規格毫厘不差的統一產品，這就是中國大中小高等教育特色。我們在人才培養理念源頭上都存在問題。小孩接受父母的塑造，各類學校接受國家教育部統一標準的塑造，其結果就導致我們學校沒有特色，學生沒有個性、沒有創造性，這就是根源所在。

　　二、大學體制。

　　所謂體制就是體系和制度的簡稱，具體來說，就是指國家的企事業、教育、文化單位的隸屬關系和權力的劃分。

　　中國大學的教育體制是高度集權的體制，人們把這種高度集權的體制稱作為大一統的體制，也就是大包大攬教育領域一切教育資源和決策與管理權。

　　我們大家都看到，教育部近些年推出了許許多多的教育工程，教育工程就是計劃，教育工程越多，教育計劃性越強，是典型的計劃經濟思維在教育戰線上的表現。如果說我們經濟體制轉軌了，可是我們的教育體制依然還停留在集權制的體制。大一統的體制與大學獨立自治是對立的。

　　講到大學體制我要介紹一下法國的哲學大師，雅克?德里達。德里達曾經對大學獨立發表他的論文，“大學是無條件追求真理的地方，大學獨立到什么程度?大學不僅相對于國家是獨立的，而且對于市場、公民社會、國家和國際的市場也是獨立的。”

　　美國經濟學大師中的大師弗里德曼在1955年就發表了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他倡導教育券，保證受教育者的自由選擇權和公平性。

　　同時，他提出政府有責任投資教育，沒有必要經營教育。而我們國家正好相反。

　　三、教育模式。

　　迄今為止，主要有兩種有代表性的教育模式，一個是美國通識教育，二是前蘇聯的專業化教育，我國現在仍然是專業化的教育。

　　專才教育的弊端大家都知道，專業劃分太細，學生知識面太窄，難以適應急劇變化的市場的需要，難以培養出杰出的人才。

　　臺灣國學大師錢穆先生是自學成才的，只有中學文化程度，但是他是國學大師，他對通才和專才的見解，他說“近日國家社會所需者，通人尤重于專家，而近日大學教育之智識傳授，則只望人成為專家，而不望人成為通人。夫通方之學與專門，為智識之兩途，本難軒輊”。

　　德國著名哲學家漢娜?阿倫特，這是世界上唯一著名的女哲學家。阿倫特對大學的實用主義進行了批判，她說“當大學決心經常為國家，社會利益集團服務的方針的時候，馬上就背叛了學術工作和科學本身。大學如果確定了這樣的目標，無疑等同于自殺。”

　　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錢學森先生，有一段話我記得非常清楚。2006年7月29日，溫家寶到301醫院探望錢學森先生。本來溫家寶總理是希望征求錢學森對十一五規劃的意見，可是錢學森先生卻發表了一條對教育十分重要的建議，他說現在中國沒有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技發明創新的人才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創新的東西，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一年以后，錢學森先生又感言，中國長遠發展上我最憂慮的就是這一點。2006年7月29日這一條建議發出以后，到了8月23日《光明日報》才發表出來，登出來以后，我就關注國家和大學做何反應。一年過去了，我徹底失望了，一年沒有任何反響。到了2007年，溫家寶總理在中南海召開一個教育家的座談會，就是座談錢學森這個重要建言，可惜都理解偏了，只字沒有談到教學模式的問題，而理解成中國大學為什么培養不出大師來。大師不是大學自己培養出來的，啟功、錢穆、華羅庚都是中學生，他們都是大師，所以大師不是大學直接培養的，完全理解偏了。

　　怎樣才能進行教育變革?

　　我國高等教育存在的問題，有著深刻的歷史根源，早期大學是在“中體西用”實用主義的指導思想下，是從西方舶來的，但只移植了大學的軀殼，而卻舍去了它們的精髓和靈魂——獨立、自由、民主、質疑和批判精神。因此，在大學理念、大學體制和培養人才的模式上，我國至今仍然處于誤區。如何進行改革?我認為中國的高等教育不僅僅是真正的變革，不下大力氣，不動大手術是難以見效的。

　　醫生不能給自己開刀，必須請別的醫生開刀。我們教育改革也必須這樣，也必須動大手術。

　　兩點建議：

　　第一、在中央的領導下，開展一場教育改革的啟蒙運動。康德說：“啟蒙就是使人們脫離幼稚狀態”。從教育部到多數民眾，大多數人仍然置身于教育改革之外，尚不知道什么是教育改革，應當改什么，怎樣改，由誰來改。

　　舉個例子來說，教育部負責人在多個場合宣稱“中國教育改革是成功的”，所舉證的例子之一是“兩基”普及率達到85%以上。這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偽命題，因為“兩基”普及率不屬于改革的范疇，與教育改革沒有因果關系。中國的義務教育普及率達85%完全是欺世盜名。國家1985年頒布的義務教育，從1986年元月1日開始實施，直到2006年我們才宣布農村免除義務教育費。2007年城市免除教育費。從1986年-2006年我們都是搞的收費義務教育。義務教育是一個國際規范的政策，國際規范的法規，義務教育是強迫受教育者和政府兩方面，到了適齡學童必須上學，政府必須為學生付全額學費，雙方任何一方違背了，都要承擔《義務教育法》的違規責任。教育部如果認為義務教育達到85%，85%的學生要起訴教育部，家長買單義務教育，20年之內，全國各地，上上下下，大張旗鼓的進行義務教育的檢查、評估、達標，轟轟烈烈，可是這邊沒有人質疑這種假義務教育，可見這樣是不是幼稚狀態，對這種要不要進行教育改革的啟蒙?不啟蒙能不能把教育改革深入下去，是很難的。

　　第二、在中央領導下，成立教育改革的指導小組，邀請國內外開明教育家、思想家，有志于教育改革人士，制定改革方案，指導和推動，包括教育部在內的全國教育系統改革。

　　感言：

　　之一：為什么國內外所有的大師都主張大學獨立、通識教育，反對實用主義，而中國的教育政府部門卻熱衷于對大學的控制和實用主義，因為前者懂得科學和教育的規律，而后者卻不懂。

　　之二：忠言逆耳利于行，苦口良藥利于病。我以上所言，乃肺腑之言，希望引起中央高層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