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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專業秩序越來越封閉，越來越無趣，課題的管理和競爭也越來越封閉，成果越來越所謂“學術”化。教授自然成了“貧困教授”。而且，貧困教授不僅收入低，在思想上也貧困。
在微信公眾號上，我看到學者許錫良的一篇文章，標題是《如果再不好好工作，就把你們扔到大學里去當教授》。剛好，最近我和朋友交流時，很自豪地把自己定位為“貧困教授”。不同的是，許錫良說的是事實，我的自我定位卻被認為是自嘲。許錫良覺得是被“扔進大學的”，而我卻滿滿地一副要將“貧困教授”進行到底的姿態。
許錫良的那篇文章最早發表于2012年，數據來自一位中學校長，說廣東一所中學的一級教師年薪15萬元，高級教師年薪20萬元以上，而且是稅后收入。許錫良曬出自己的工資單，一個月稅后只有3000元左右，還有一些費用要扣除，不是最后落袋的數額。中學校長說要回去給員工講：“如果你們以后不認真工作，就把你們扔到大學里去當教授。”
許錫良說自己工資只有兩三千元，好像的確比較低，不知道這幾年有沒有增長。很多大學教授的工資不是這個數。北大、清華的二級教授估計年薪四五十萬元沒問題，四級教授估計也有二三十萬元。不過，許錫良的確反映了一部分高校的現實。他認為，擴招讓大學負債沉重，教師待遇越來越低，有行政職務的人控制了資源，有項目的教授大多擔任行政職務。
不過，我認為，貧困教授不一定是政府政策的結果，而且未必通過政府政策就能解決。
現在在許多大學，從專業秩序角度來說，越來越封閉。首先，上課沿用教科書的套路，教科書是死的知識，適合于考試，出名詞解釋、選擇題、是非題、簡答題、問答題，都很好，但考完就忘，在實際工作中啥也用不上。很少有人工作了還抱個教科書來查的。
其次，我所了解的社科類學者的學術貢獻，往往在于各種文獻梳理，然后追求理論框架的優美、精細，現在很多還需要數學模型，加一大堆沒啥關系的面板數據，最后得出一些結論和不痛不癢的政策建議。無論是專著，還是論文，都有其專業格式，越來越八股化，如果不八股化，可能同行評議就已經讓你out了。人員管理也是越來越“工分化”、數字化，工作內容不再重要，學術貢獻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發表在什么刊物上，有幾篇。這有點像過去的生產隊，不看你的產品質量，只看產品數量。
這樣的專業秩序越來越封閉，越來越無趣，課題的管理和競爭也越來越封閉，成果越來越所謂“學術”化。教授自然成了“貧困教授”。而且，這樣的教授不僅收入低，在思想上也貧困。學術已經變成了發表論文期刊和篇數的計數器，更為良性的評估已不再起作用。
既然良性的評估不再起作用，學術就不容于市場秩序。在市場秩序中，商學院備受重視，在商學院里，可以學到很多工作所需要的課程。很多學者在商學院反而找到了自己的價值所在。通過網絡技術，他們上一次課，錄下來，就可以在網上讓很多人去付費聽課。
如果學術秩序日益封閉，就成了官僚秩序的一部分：完成工分化的教學和科研工作量；完成政府安排的課題申請，申請到課題比完成課題質量本身還重要；按照行政級別和任務完成量來獲得報酬。在這樣的秩序里，教授當然會很貧困，不僅是收入意義上的，還是“面子”意義上的。話劇《蔣公的面子》講述了當年中央大學的一個傳聞：兼任校長的蔣介石請學者吃飯，學者還有清高的資本，想想要不要去。現在如果蔣公請學者，學者必然趨之若鶩。
貧困教授要想不貧困，首先要在心靈秩序上讓自己高貴起來。發達的專業秩序，要有高度發達的原始秩序，也要有高度發達的以權利為紐帶的規則，從而形成與政治秩序、政府秩序、市場秩序和社會秩序的良好對接。只有這樣，教授才不會在經濟上貧困，從而作出實實在在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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