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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5工程”高校工科碩士、掌握4門語言，這樣“硬”的條件，對于一名應屆畢業生來說，想要謀得一份工程師的工作，不是什么難事。但是簡歷上的5個字，卻讓天津大學機械工程學院2016屆畢業生維加的求職路多了很多曲折。
“國籍：柬埔寨。”
在四方奔走又四處碰壁之前，維加還沒意識到這5個字的“殺傷力”。他2008年通過中柬兩國教育合作項目來到天津大學留學。本科畢業時，他想在中國找一份工作，還做了一份簡歷，但隨著獲得碩士生入學資格，他的第一個求職季剛開始就結束了。盡管如此，維加對中國畢業生常掛在嘴邊的“北上廣深”“房價”“戶口”“五險一金”這些詞都非常熟悉。
研究生讀了一年后，維加又琢磨起在中國求職這件事了。他希望以后跟自己的中國女友在一起。他開始認真地去打聽：作為一名外國留學生，怎樣才能像中國畢業生一樣找工作。
一名來自伊朗、比他高幾屆的學長在天津的一家設計公司工作，他告訴維加，按照政策，他得有兩年的工作經驗才有資格申請在中國就業，并建議他趕緊去找單位實習。
于是，維加開始像他的中國同學一樣，在網上申請一些他感興趣的實習職位，遺憾的是，他沒有收到任何消息。
看著身邊的中國同學似乎沒那么費勁就申請到了實習職位，維加深切地感受到，作為一個外國人，即便是想找一份實習都太難了。他最后還是在天大國際教育學院老師的幫助下找到了實習工作：河北省廊坊市的一家機器人企業同意接收他暑期實習。
“不過，我感覺人家其實也并不太想要我。”維加說，因為實習時間短，他只能是“看得多，干得少”。
維加也曾試探性地問過“假如我畢業了，回來，公司會不會要我”的問題，實習老師客氣地跟他說，保持聯系，有事可以回來找他。
維加后來求職，即便是在最絕望的時候，都沒有再聯系這家公司。他覺得，像他這種情況，那些大的企業都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這樣的小公司更沒有辦法解決。
“事實上，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在華留學生就有留下來就業的意愿了。”天津大學國際教育學院院長陳志華說，在此之前高校吸納留學生不管“兩頭”：招生不管，就業不管。從上世紀90年代放開自費留學之后，高校有了招生的自主權。但對于留學生就業，相關部門還沒有明確的政策，允許他們畢業后可以直接在中國求職。
該院長期負責留學生管理工作的馮寶平老師告訴記者，在華留學生就業需要政策解決的，不僅是他們畢業后能不能馬上在華就業的問題，還有后續一系列如發生勞資糾紛或工傷等問題的處理。只有政策健全了，才能給招聘企業吃下“定心丸”，也才能真正解決在華留學生的就業難問題，而這需要教育、公安、人力資源等多部門形成合力。
今年4月15日，天津“津洽會”專門組織了一場京津冀外籍人才招聘會，參加范圍包括“2016年畢業的外籍應屆畢業生”。天大組織了30名來自古巴、斯里蘭卡、貝寧、蒙古、孟加拉、柬埔寨、越南、泰國、喀麥隆等國的應屆本、碩、博畢業生參加招聘會，最終有5人和企業達成協議。但是，直至7月初畢業典禮結束，這5名畢業生的相關就業手續仍然沒有辦妥。
在維加看來，就業部門很少針對在華留學生的就業特點，組織專門的招聘會或提供對口的就業信息。一些企業嫌為留學生就業辦手續繁瑣，干脆就不想招了。簽證也是一個問題，維加的一個朋友，每次簽證都要回國辦理一次。
和維加一起找工作的中國同學們認為，維加一定能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并總是鼓勵他：“你看，你有語言優勢，你會中文、英語，還會法語，你的母語是高棉語。”
但事實上，維加從一開始求職就不斷受打擊。
2015年9月，維加將本科時做的簡歷找出來，稍微修改了下，就投入了求職大軍。他先是參加了中車集團的校園招聘會，選擇了熱門的北京分公司下手。招聘負責人只告訴他要回去“匯報”，客氣地收下簡歷后，再客氣跟他說一句“再聯系”。“他們應該是沒想到會有外國人來投簡歷。”維加事后意識到。
在同一場招聘會上，維加“能投的都投了”，但最終也只有兩家分公司客氣地收下了他的簡歷。
那段時間，學校里幾乎每天都會有好幾場宣講會。只要專業對口，維加就去聽，認真地琢磨企業派發的資料。他格外留意這些資料里企業“合作國家”的信息，如果能看到“柬埔寨”，他就覺得機會要大一些。
到了投簡歷的環節，維加都會主動上前詢問：“我是柬埔寨留學生，我可以投份簡歷嗎？”而得到的往往不是答案，而是一連串的問題。“問題五花八門，但大多數問題都是針對我是留學生的。”
關于待遇，維加總是真誠地回答：“跟其他人一樣就好。”他知道，“畢竟是應屆畢業生，要求不敢太高。”
在身邊的同學都在討論“能否解決戶口”問題時，維加知道北京戶口很難拿，沒戶口好多事辦不了。很多人為了拿到戶口，去了自己不喜歡的公司。
他參加過一家企業的宣講會，現場讓求職者關注公司的微信公眾號，并發送一句話。維加當時寫了一句：“我是柬埔寨留學生維加，請問公司，留學生有沒有機會？”
當天半夜，維加接到了招聘方一名女員工打來的詢問電話，確認他是不是真的想來公司，還問他為什么喜歡公司，想去哪家分公司，為什么選擇北京等問題。這讓維加覺得特別開心，以為公司在考慮他了。但當他問這位工作人員，是不是自己可以去面試了的時候，女員工告訴他“常看網上通知”。
“后來我才意識到，他們只是確認一下我的身份，或許只是好奇。”維加哭笑不得，“原來是我想多了。”
他還參加過一家企業的“群面”，跟一群應聘者同時面試。“五六個人，都是中國人。我哪能說得過他們呢！”維加苦笑著說。這場面試基本沒有留給他說話的機會，就連1分鐘自我介紹都是在他沒有說完的時候，就提示時間到了。這給他留下了嚴重的心理陰影。以后，但凡“群面”，他就主動放棄面試機會，“太可怕了！”
他還感到別扭的是，“我們都是工科生，做技術的。招聘看我們的技術過不過硬不就好了，干嗎還要讓我們爭啊，這不是為難我們嗎，口才好不一定能力高啊。”維加覺得，這樣的面試幾乎讓他“尊嚴”掃地。可他回來跟人說起的時候，中國朋友都覺得是他太過敏感了。
在求職的前兩個月內，維加參加了30多場招聘會，投出去40多份簡歷，一無所獲。第一輪失敗后，他看著身邊中國同學做的精致的簡歷，也趕緊認真修改了自己的簡歷。這時，班里找工作的同學，有一半都已經得到錄用通知，他有些沮喪，有點著急了。他甚至想，干脆回國找工作算了，但面對女友，他壓抑了這個念頭。
因為擔心畢業時找不到工作，簽證到期后必須回國，原本應該2016年1月份畢業的維加申請了延期到6月份畢業。
他的第一個工作機會是在2015年12月，來自南通一家做電纜的公司。待遇方面，到手大約有6000元的月薪，還有1500元的補貼，以及一定數額的年終獎。維加覺得這樣的待遇挺不錯的。拿到第一個工作機會，讓他非常激動。
在這次招聘前幾天，維加還委托在北京的老鄉幫他在中車集團的一場招聘會上代投了一份簡歷。老鄉后來告訴他，當時中車集團大連機車公司的招聘負責人跟他聊了幾句之后，就讓他“等電話”。
面對“等電話”這樣的答復，十幾天都沒有收到任何消息的維加覺得肯定又沒戲了。
但這次，拿到南通的工作機會之后，他等到電話，通知他去大連參加面試。面試仿佛是特別為維加安排的。面試官是一位中年阿姨，全程英語面試，問的幾個問題也不外乎他為什么要留在中國求職，有沒有定居計劃，為什么選擇央企等對維加來說已經回答了很多遍的問題。今年1月，維加最終收獲了中車大連機車的錄用通知書，職位不是他希望的技術崗位，而是銷售的項目經理。
拿著大連和南通兩份錄用通知，維加開始征求家里人意見。在柬埔寨當中學校長的爸爸告訴他，首先要看自己喜歡哪個，然后再看哪個能學到更多的東西。在澳大利亞工作的哥哥則直接告訴他，還是“做火車”的好。一位已回柬埔寨工作的朋友告訴他，做銷售賺錢挺快但如果再想轉技術就難了，讓他好好考慮。他還問了他的導師、女朋友，甚至包括學院實驗室的門衛大爺。大多數人都建議他去中車，有朋友跟他開玩笑說，“高鐵”可是個大買賣，連中國的國家領導人都去國外推銷呢。
維加自己也傾向去中車。這個小伙子非常關心中國的一些戰略，比如“一帶一路”，他特別欣賞中國領導人提出的愿意為周邊國家提供共同發展的機遇和空間，歡迎大家搭乘中國發展列車的說法，笑著說，自己也想搭乘中國發展的“順風車”。
維加的家鄉柬埔寨還沒有高鐵，最近幾年發展的鐵路時速大概只有60公里左右。維加說，他經常乘坐中國高鐵，“速度非常快，非常方便”。
維加記得，8年前自己到中國留學的時候，一批也就10個人左右。這幾年通過同一個教育項目，僅本科生每年就有三四十人，絕大多數人要么回國要么去其他國家了。他說，來華留學人數在增加，希望在華求職的外國留學生更受歡迎。
他期待，更多人能夠搭上“中國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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