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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時間以來，關于中美教育的比較——其中也包括我個人的一些觀察和思考——引起了人們的濃厚興趣。大家之所以對這個話題感興趣，部分源于對現實教育的某種失望和不滿，部分源于對美國教育的某種新鮮和好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些討論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人們對美國教育一些想當然的誤讀，豐富了人們對于中國教育多樣性的想象，對于推動正處于劇烈變革中的中國教育發展不無裨益。既然是比較，關注點自然集中在中美教育的差異上，其隱含的邏輯前提是，中美教育是不同的。然而，根據我在美國訪學期間的粗淺觀察和體會，我認為，盡管中美教育從表面上看來似乎截然不同，但二者在本質上并無差別。
2013年11月至2014年11月，我用整整一年時間，從美國東部到中部再到西部，詳細考察了公立大學、私立大學和中學的歷史、現狀和未來發展。借助女兒上學的便利，也附帶觀察了美國的幼兒教育。我關心的主要領域是美國大學的招生考試制度和本科教育。但在研究過程中發現，美國高等教育和基礎教育實際上是一個完整體系，相互銜接十分緊密，如果對美國中學缺乏應有的認識的話，我們就不可能準確理解美國大學的特征，特別是它們的招生錄取制度。因此，以AP課程（大學先修課程）為切入點，我同時考察了美國中學教育的組織和運行。我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社會學意義上的體驗和訪談。體驗是指將我本人作為一個受教育的個體，直接在大學和中學的課堂里上課、閱讀和參加各類活動；訪談是指在一系列問題的引導下，和各種各樣的人面對面交談。主題則仍然集中在大學招生和本科教育。一年來，我訪談了近百位教授、中級和高級行政管理人員、中學教師、學生、家長和企業家，從不同角度和立場出發，不同程度地向我所關心的核心問題接近，積累了大量第一手的資料。以前，我也曾多次訪問美國，但囿于時間限制，只能是走馬觀花地獲得一些浮光掠影的表面感受。這一次，通過融入普通美國人的生活、學習和工作之中，身處于真實的美國教育世界，我得以感同身受美國人對教育的理解和他們的實際行動。對我而言，重要的不是美國的教育學理論說了什么，而是美國人在現實生活中是如何做的；同樣重要的是，他們為什么這么做，以及在做的過程中遇到了哪些問題，又是如何克服的。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美國教育體系本身過于龐大復雜，以及時間、精力、能力和學術準備等諸多限制，我所觀察到的仍然只是其中極為微小的一個側面。因此，我所指的美國教育，僅僅也只能意味著我所觸及的有限范圍，不能也不可能代表美國教育的全部。事實上，也許沒有人能夠從整體上清晰地說明美國教育到底是怎樣的情況，即使他是研究美國教育的專業人士。但如果將無數個類似于我所觀察的側面集中在一起，或許我們就可以大致勾勒出美國教育的全貌。
人同此情，情同此理。我之所以認為中美教育沒有本質區別源于常識。盡管作為社會系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教育必然受到諸如社會制度、歷史傳統、文化背景甚至地理環境的制約和影響，教育理念、教育途徑和教育方法也可能存在差異，但我認為，只要是人，只要教育的終極目標仍然是為了人的發展，那么從根本上而言，不同國家的教育差異就不應當過大，至少不像人們想象中的那么大。比如，無論東西方的語言差異有多大，對于在何種意義上，一個人接受了良好教育而另一個人沒有，或者一個人讀了書而另一個人沒有，人們的認識可能是類似的；又比如，無論各個國家的價值觀差異有多大，對于一個接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應當具有人類社會的基本價值觀，諸如誠信、愛國、不偷盜、對家庭負責，等等，人們所持的態度也應當大體相同；再比如，無論各個國家的禮節差異有多大，對于一個人的行為舉止彬彬有禮而另一個人粗魯鄙俗，人們的內心感受可能是一致的；還比如，無論教育的途徑和方法差異有多大，對于一個接受過良好系統訓練的科學家所做出的學術成果，同行之間的評價可能不會大相徑庭，等等。也就是說，教育的外在表象盡可以千差萬別，但就教育本身而言，其結果可能是大體相近和類似的。
如果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就比較容易理解，為什么那些認為美國學生比中國學生輕松的看法是不符合常識和實際的。“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不勞”怎么可能“而獲”呢？你要想成為一個接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那些必讀的經典著作你就必須一頁一頁地去讀；你要想做出非同一般的科研成果，你就必須老老實實地在實驗室里一遍接一遍地做那些在外人看來枯燥無味的實驗；你要想具有一些別人所不具備的能力，你就必須一個小時接一個小時地下苦功夫。學習一定是辛苦甚至是痛苦的，沒有任何捷徑可走。那些最頂尖的美國學生和中國學生所需要付出的時間和精力是一樣多的，也許美國學生可能更多，因為他們所接觸的范圍更寬更廣。那些認為中國學生負擔太重而把孩子送到美國的家長可能沒有意識到，孩子去了美國以后可能會更加辛苦，除非你想接受的是差的而不是好的教育。
如果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也就比較容易理解，為什么那些認為中國社會的誠信度不高因而只能在大學招生中依據高考分數來錄取學生的觀點是沒有道理的。應當說，這個問題曾經也正在深深地困擾著政府決策層和大學的招生機構。不放就死，一放就亂。難道這是一個無解的問題嗎？我曾就此請教過斯坦福大學的招辦主任Richard Shaw（理查德·邵）。這位曾經在耶魯大學擔任過多年招辦主任的老先生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要知道，我們都是人。”他的意思是，只要是人，就有可能出現一切可能出現的問題。關鍵在于你要設計怎樣的制度和機制去盡可能避免出現這樣的錯誤并限制錯誤所產生的后果及其影響。
詳細考察美國大學招生考試制度的發展歷程，你會發現，美國大學招生考試制度走到今天，同樣經歷了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20世紀以前的美國大學招生毫無章法和規矩可言，入學標準只有一個：錢。那時的大學，只面向權貴和有錢人的子弟開放，窮人家的孩子是沒有能力接受大學教育的。然而，新工業革命的飛速發展創造出了無數就業崗位，只有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才能承擔，而權貴和有錢人的生育速度和能力無法滿足這樣的需求，必須要吸收新的社會力量進入大學。有錢沒錢容易區別，對于那些沒錢的學生，又該如何區分誰可以進入大學而誰不行呢？考試制度由此而生。大學通過考試成績來錄取學生。然而，新的問題出現了。那些家庭經濟條件優越的學生，可以憑借著從一出生就享有的優質教育資源在考試中遙遙領先。為了避免因為大學招生中的不公正而引發社會動蕩，以及為了抑制二戰后大批涌入美國的猶太人群體進入大學的數量——他們因為考試成績高而占據了過多的入學資格，正如今天的亞裔群體——美國大學才逐步確立了招生錄取的綜合評價制度。實際上，美國最著名的公立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直到成立一百多年后的2001年才開始實施目前的綜合評價錄取制度。這一時點只不過比中國大學開始自主選拔錄取改革的時間早了僅僅兩年而已。美國大學的招生錄取制度遠非人們所想象的那樣純粹，那樣完美，它也同樣需要在實施的過程中克服各種各樣的外部干擾因素。
坦率地說，今天中國大學在招生錄取過程中遇到的大部分問題，都曾或多或少地在美國大學招生錄取過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現過。比如，我們現在非常關注的公平與效率之間的沖突、城鄉差別（美國更多地體現為族裔差別）、異地入學、“偏才怪才”、“打招呼遞條子”，等等。那些認為只要把美國大學招生考試制度直接移植到中國就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問題的想法是完全不現實的。即使全盤移植了，那些曾經出現過的問題也一樣會再次出現。反之，那些認為中美社會制度不同因而完全不能借鑒美國招生考試制度的某些成功經驗的觀點也是武斷和不尊重實際的，因為該出現的問題不會因為你只按照高考分數錄取就可以高枕無憂地避免。所不同的是，美國大學積累了差不多一百年經驗才取得今天的成就，中國恢復高考制度才不過三十多年，而且喜歡“翻烙餅”，不太重視積累。實際上，直到二戰之前，美國大學還不是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那時候，它們仰起頭看待當時最頂尖的英國和德國大學的態度，和今天我們看待美國大學的態度差不多。
如果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當然也可以比較容易理解，為什么當我們大規模向美國教育模式靠攏的同時，美國教育界卻在極為認真地研究借鑒中國教育的某些成功經驗。這絕非臆測，而是正在發生的事實。在美國最令我驚異的是，許多第一流的教育學家認為中國教育所取得的成就是難以置信和無法想象的，他們認真分析中國教育的數據，并且和全球其他國家進行比較，認為這也許是美國未來所面臨的最強有力的挑戰。這使我意識到，今天當我們在不斷批評中國教育的弊端甚至認為是失敗的時候，當一批又一批的未成年孩子遠離父母和親人漂洋過海去孤獨地接受想象中的良好教育的時候——很多美國人對此完全不理解——也許我們還應當對自己的教育保留那么一點自信、信心和信任？畢竟，這個國家、這片土地和生活在這里的人，才是我們真正的根。面對中美教育，我們不能陷入一會兒驕傲自大一會兒又妄自菲薄的搖擺之中，也不能任由民粹主義和簡單民族主義思潮擺布。比較穩健務實的態度也許是，不要著急，真正了解自己和美國，理性正視我們的差距和不足，按照教育規律，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一點一滴加以改進和完善。也許在并不久遠的將來，伴隨著中國經濟和政治地位的變化，我們也能夠實現今天美國教育在全球的地位，正如七十多年前的美國教育所取得的成就一樣。
（作者系北京大學考試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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