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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清華大學發(fā)布《清華大學關于全面深化教育教學改革的若干意見》，正式啟動在教育教學方面的重大改革。改革內容包括試點開設2年期的通識課程， 減少必修專業(yè)課數量，提高學生轉專業(yè)自由度，課程成績從百分制改為等級制，爭取國家支持試點自主設置本科專業(yè)等。與學生培養(yǎng)改革相呼應的，本科招生也要改 革機制，改變過分依賴知識考試的招生錄取模式等。

　　在大學改革的方向和目標上，教育界已基本形成共識：即，還大學辦學自主權和學生選擇權；這同時也就意味著，教育主管部門要首先放權給學校以及學校要放權給學生，比如專業(yè)的選擇權等，這也是辦好一所大學的題中應有之義。

　　長期以來，盡管不少大學在轉系、轉專業(yè)上有明文規(guī)定，但在政策設計上卻又存在不少問題，比如，不少學校有這樣的規(guī)定，只有本專業(yè)排名前30%的學生才得以獲 得轉專業(yè)資格，這樣規(guī)定的初衷飽受質疑：是方便學生而是限制學生？何況，在邏輯上也說不通：既然本專業(yè)學得很好，為何還要轉專業(yè)？

　　給學生 專業(yè)的選擇權在現代大學是再普通不過的事情。季羨林在其《留德十年》一書中曾經講述過自己幾經輾轉，才最終決定自己所學的專業(yè)的事。回望20世紀上半期的 中國留學生，選擇之難，看來更是個大問題：他們選擇的標準主要是興趣，而興趣又太多。不少人頻頻換科目，很多人讀了好幾門專科，甚至博士拿到后棄之不顧再 換專業(yè)的亦大有人在。

　　較為典型的是語言學家趙元任。1910年趙元任留美時，想學物理，考慮到實業(yè)救國，決定學電機。到康奈爾大學報到 后，卻主修數學，1914年畢業(yè)，到哈佛卻做哲學研究生，1918年獲博士，得到博士后獎學金竟然拒絕，因為對以哲學為畢生事業(yè)依然猶豫。1919年回到 康奈爾教物理，1920年回中國為羅素做翻譯，此后讀到高本漢《中國音韻學》，才對語言學感興趣。這說明，學生根據自身特點和發(fā)展志趣自主選擇學習和成長 路徑貫穿教育過程的始終。

　　當然，學生之所以能如此自由地選擇，其背后當然離不開學校的大力支持。在《留德十年》這本書中，季羨林也回憶到，曾經很長一段時間，教室里只有他一個學生， 使得教授的講課常常變成兩個人的問答。可學校并沒有學生數不足而取消這門課。這背后反映的其實是學校真正的以學生為本而不是簡單考慮辦學成本。一切以學生 的需要為出發(fā)點——這其實不正是教育的真義嗎？

　　當然，給學生選擇權不只是限于進入大學后的如何選專業(yè)，還包括進入大學前的如何選擇大學本身，這涉及的就不僅僅只是大學內部的制度改革，更涉及國家層面的招考制度的改革，更需要頂層設計和試點推進。從這一點看，以清華大學等為代表新一輪教改肩負著突破和立標桿的雙重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