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毛坦廠”,難免會有人瞪著眼睛,遲疑著問:“生產毛毯的廠子?”
其實,毛坦廠不是工廠,跟毛毯也完全不沾邊兒,它是安徽省六安市下面的一個鄉鎮。倒是這個鎮上的高中,在社會上流傳著一個與“工廠”有關的名聲——“亞洲最大的高考(微博)工廠”。
每年有近萬名復讀生及應屆高三學生在這里進行“鍛造”,在高考的檢驗下過關后,輸往全國各地的大學。從規模和“產品合格率”來說,這家皖西山區的“高考工廠”,制造著高考史上的“神話”。
復讀,或者按照校方的標準表述——補習,無疑是這里最響亮的品牌。近年來,每年有超過8000名來自安徽省內外的復讀生涌進這里,接受再次的加工和磨礪。
2013年安徽約有10.5萬名復讀生參加高考,小小毛坦廠就占了近8%。
擠滿學生的中學,是這座小鎮的“心臟”,幾乎整個鎮子人們的生活節奏,都要保持著和它同樣的律動。
同時,它也是拉動小鎮運轉起來的“引擎”。當地的居民說,“沒有學校呀,毛坦廠的經濟就會崩潰”。
開學了,毛坦廠蘇醒了
8月中旬的一天,毛坦廠一年中最熱的時候。坐著豪華的奔馳車繞著大山,彎彎折折地來到這座山坳小鎮之后,19歲的鄭漢超看見的是一座空空的鎮子。
大白天,街上空蕩蕩的,很難見到人影。幾只麻雀從半空中飛過,也無法吵醒如同沉睡中的街道。整條街上緊挨著的大小餐館,幾乎都閉上了卷拉門,以至于那些不合時宜闖入鎮子的外地人,找不到花錢可以填飽肚子的去處。
用當地老百姓的話來說,每年高考過后,毛坦廠就像經歷“大掃蕩”一樣,變得空寂起來。
8月29日,鎮上高中的復讀班開課。8000多名復讀生,陸陸續續地被10分鐘一趟跑得疲憊不堪的客運班車,或者掛著“皖”與某個英語字母組合起來牌照的小轎車,運送到毛坦廠。
隨著小鎮的“心臟”復蘇跳動起來,毛坦廠也從一場短暫的休假中蘇醒。
這里最繁華的商業街,學府路和翰林路上,包子鋪老板熟練地打開一個又一個冒著熱氣的籠屜,金黃的手抓餅在鐵鍋里“滋滋”作響,餐館里的客人不耐煩地催著服務員上菜,小超市的收銀員正在收銀機里翻找零錢。
“很難想象,一個鎮子竟然像一部手機,可以切換模式。”或者,夢想當電影導演的鄭漢超更愿意把毛坦廠的變化,比喻為電影里的特技。
要找到毛坦廠鎮情景切換的時間節點,并不太費勁。最明顯的那條分界線無疑是“高考日”。6月5日,高考前一天——也是當地的“送考節”——在禮炮聲和樂曲聲中,70輛大巴和上千輛私家車將過萬名高考生接走之后,陪讀的家長也散去,毛坦廠鎮幾乎在一夜之間變成“空心鎮”。
如今,時間點撥到“開學時”。8月29日晚上,毛坦廠中學的校長韋發元在吃晚飯時,往肚子里灌了幾杯平日里不怎么碰的啤酒,“解解乏”。
就在小鎮“心臟”部門的指揮者神經緊繃的同時,由這顆“心臟”所牽動的各個部件,都擰緊發條,沿著它跳動的波線圖運轉著。
毛坦廠鎮政府辦公室主任楊化俊和旁人的談話,會被隨時響起的手機鈴聲打斷。“為學校提供后勤服務”,已成為鎮政府的重要日常工作。因為外來客人的激增,這里公務員的接待任務,已超過平時的負荷。
鎮上的10多家賓館幾乎都住滿了,賓館服務員對抱怨“底樓太潮濕”的房客們,機械地重復那句:“全都滿了,現在沒有換的。”如果不提前預定,想趕著飯點在狀元酒樓或者新學府餐館吃上一頓飯,還要看運氣。
來自鄰縣舒城的陪讀家長湯才芳,把手機鬧鐘調成早晨5點半,這將是未來9個月里她和兒子在毛坦廠每一天的起始時間。
如果一切順利,鄭漢超和湯才芳的兒子可能成為復讀班的同學。盡管,一直到奔馳車把他載到毛坦廠之前,這個富商之子還以為父母會把自己送到美國留學(微博)。
那本是一條設計得很周密的成才之路。鄭漢超初中畢業后,“為了接受更優渥的教育”,被父母從安徽老家送到杭州。鄭家在杭州買房,加入當地戶籍,費了一番周折之后,終于讓家里的獨子讀上了國際學校。
“怎么說呢,那種學校是國際范兒的,追求個性,自由發展。”8月29日晚上,鄭漢超坐在毛坦廠一家賓館的沙發上,搖晃著他手上的iphone5。他剛向賓館前臺詢問是否有iphone5充電器,服務員在打了好幾通電話之后,給他找來一個不匹配的“山寨”手機充電器。
“原本打算要向西走,拐了一個彎兒,還是要回到原點,費勁巴拉地到這個山溝里來。”在飯桌上偶爾聽朋友提到“毛坦廠”,鄭漢超的父親,一個房地產公司的老板,對這個山坳里的高中產生了強烈的興趣。
“半路殺出個毛中”,意味著鄭漢超的留學計劃暫時擱淺。“現在海歸也不是那么吃香了。想出國?很容易,只要有錢,有money,有朋友就行了。可是你要是不在國內讀個像樣的大學再出去,別人就會說你是富二代,鄙視你!”這個精明的商人,一邊揮著右手,一邊語速飛快地沖兒子講他的道理。
毛坦廠的魔力很快將這對父子吸引到統一戰線上。“如果在這個山溝里閉關苦讀一年,考上國內的電影學院,也是夢寐以求的。”鄭漢超盼著自己能趕上復讀班報名的“末班車”,走進“神一樣的毛中”。
據光明日報報道,邊遠、貧困的牛心屯村,36年間走出319名大學生,被人們稱為“狀元村”。小村的偏僻和“狀元村”的顯赫激起了記者采訪的沖動。
電話直接打給村支書白曉紅,記者遭遇“一盆冷水”:不歡迎!理由是“沒有用”。
這反倒引起了記者更大的興趣。于是,從沈陽出發,上高速,下土路,長途跋涉250多公里,來到位于遼寧阜新佛寺鎮西北部的牛心屯村。
300戶人家200戶貸款
村支書白曉紅樸實、寬容,在一棟明顯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建造的米面加工廠旁邊,很禮貌地迎接我們這些“不速之客”。繞過一個柴禾垛,走過一條長長的胡同,來到阜新蒙古族自治縣高考(微博)狀元白小玲的老家。2002年,白小玲就是從這條胡同出發,第一個走進了清華大學。
農家小院清潔規整,四間平房窗明幾凈。小玲的父親白寶泉把記者熱情地請進屋,母親端來茶水。話題自然從小玲目前的境況談起。
“小玲2006年一畢業,就到了上海一家國家級研究所工作。2009年和一個南開大學畢業生結了婚,不久前剛在上海買了房子。”白寶泉說著,顯出很滿足的樣子。
然而,來白寶泉家串門的50歲的村民白景龍似乎沒這么幸福。
他的大女兒2010年考上內蒙古民族大學,小兒子正在上高中,學習成績始終在前幾名。這本是件高興的事,可是他為什么高興不起來呢?
白景龍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大女兒上大學,包括學雜費、生活費,一年的花費至少兩萬元;小兒子一年也得一萬多元。他家只有20畝玉米地,扣除成本,一年只剩2萬元左右。為了孩子們的學費,農閑季節,他每天早晨5點鐘起床,騎著摩托車,到40公里外的城里打工。趕上有活兒,一天180元;找不到活,顆粒無收。
白景龍說,孩子考上大學是好事,但學費太高,對農村家庭來說,確實是一個沉重的負擔,現在,家里還欠銀行4萬多元貸款。
“牛心屯村300多戶,在銀行貸款的將近200戶。”白寶泉告訴記者,現在是上學花錢,畢業以后找不到工作,家里還得花錢。好多大學生畢業后都找不到工作,沒有辦法,只好到城里去打短工,甚至做力工。
盡管這樣,也未能阻止牛心屯孩子堅定不移上大學的熱情。村里有個女孩叫楊揚,三年前母親患了乳腺癌,為了不影響她學習,父親楊德軍一直對她隱瞞實情。不巧,在高考前兩個月,母親病情加重,彌留之際,才把女兒叫到病床前。母親在吃過半碗女兒遞上來的雞蛋糕后,與世長辭。堅強的女兒非但沒有哭,相反,安慰爸爸照顧好自己的身體。只是在回到學校,見到班主任老師石翠芬時,才放聲大哭。石翠芬說:“她把我的心都哭碎了。”兩個月后,楊揚倔強地走進考場,并順利地考取了河南周口師范學院。
“狀元村”的驕傲
在牛心屯村小學,珍藏著一本特殊的檔案——《牛心屯村歷屆大學生登記表》,這張表是從該校第一任校長王寶山那里傳下來的,記錄著1977年全國恢復高考以來,該校每年考上高等學府大學生的詳細信息。這300多名學子,是這個鄉村小學的驕傲。
9月6日上午,記者從白寶泉家出來,沿著坑坑洼洼的土路,走過一座漫水橋,慕名來到這所小學,不料,卻再次吃到了“閉門羹”。校門被牢牢地鎖上,斑駁的校牌已經分辨不出上面的字了,憑想象知道是校名,左邊是蒙文,右邊是漢字。隔著校門,看見校內有兩排平房,操場左邊是一排籃球架,右邊是高高的旗桿。叫了半天門,沒人應,最后,記者還是從右邊的一個食雜店進入了校園。
校長白金蓮“不失時機”地從平房里迎了出來,委婉地表示:學生正在上課,希望記者不要打擾老師和學生們。
記者放慢腳步,輕輕地沿著走廊,觀察了一下正在上課的四間教室。房間里昏暗潮濕,墻皮脫落,有大片大片水浸過的痕跡;教師的講臺和學生的桌椅不僅陳舊,而且破爛不堪,上面甚至有比拳頭還大的窟窿。一排一排的“小腦袋”,仰著脖子在聽老師講課。
記者離開時,發現學校一間房的屋頂煙囪上,冒出縷縷炊煙。知情人告訴記者:那是9名教師在熱中午飯。這9名教師,大都是師范大學畢業,小學高級老師,在鄉村工作多年,沒有一個跳槽的。
在白寶泉家,村民們掰著手指頭,一個一個數著牛心屯村小學歷年來教師的名字:王寶山、白福山、田桂榮、白寶蓮……一個一個數著從這里走出去的孩子的名字:“文革”前走出去的第一個大學生常寶龍,恢復高考后第一個走進清華大學的白小玲,第二個、第三個走進清華的白亮亮、白晶晶兄弟……眼神里充滿了自豪和羨慕。
老教師敖興東用每月30多元的工資供4個兒子“四子登科”;村民吳福德主業副業兼顧供養3個孩子上了大學;豆腐匠白慶華肩挑豆腐擔子沿街叫賣,讓兩個孩子考進了清華……“現在牛心屯村出去的人,海陸空全有。有當船長、老師、醫生的,有做局長、鄉長、區長、副縣長的,還有考上海事大學、航天大學的。”這句話是村民們最津津樂道的“流行語”。
“教育是一個長遠的投資,不可能指望它立刻變現。”當過村支書的白寶泉說,農村家庭供大學生,投入越來越大,回饋越來越慢,甚至沒有回饋。但是,把孩子培養成大學生,本身就是對國家的一份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