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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31個省份，除青海、西藏、新疆外，目前已有28個省份公布隨遷子女義務教育后升學考試方案

異地高考方案透析

28省份異地高考方案對比分析圖

　　隨著1月9日海南公布異地高考政策，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除青海、西藏、新疆外，已有28個省份公布了隨遷子女異地高考方案。　

　　記者綜合華中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范先佐、上海教育考試院研究員李立峰的分析發現，28個省份的政策大致可以劃分為四種類型：第一類是北京、上海、廣東、天津等核心區域，異地高考門檻高；第二類是西部省份，門檻相對較高；第三類是浙江、福建、江蘇等外來人口較多的省份，門檻相對較低；第四類是湖南、江西、安徽等人口集中輸出省份，門檻低。　

　　為什么異地高考的門檻，北上廣津最高，西部省份其次，外來人口相對集中的江浙閩等省份反而相對較低呢？各地在推進異地高考改革過程中面臨哪些困境，采取了哪些不同舉措呢？記者對此進行了調查采訪，針對四種類型作了如下深度剖析。　

北京、上海、廣東、天津等地，利益博弈激烈，資源矛盾突出高門檻漸進式改革背后的重重困境

　　【故事】　

　　10年前，楊琪（化名）和老公從黑龍江來到北京打拼，擁有合法穩定職業，2004年開始納稅、繳納社會保險，隨后又辦下工作居住證，買房安家，在北京扎根。為了不讓兒子成為留守兒童，楊琪一直把兒子帶在身邊，兒子從小學到高中都在北京就讀，擁有完整的學籍和就讀經歷。　

　　從2012年下半年以來，為了給兒子爭取異地高考的權利，每周四上午，楊琪都會與幾十個跟她有著類似情況的家長來到北京市教委信訪室，表達自己的愿望和訴求。“本以為像我們這種情況，夠得上異地高考的門檻。”楊琪說，“沒想到，北京的方案出來，一點口子都沒開，太令人失望了。”這也意味著，楊琪不得不辭職，帶著正在讀高三的兒子，回到老家黑龍江參加高考。　

　　【分析】　

　　經過千呼萬喚，北京、上海、廣東、天津等流動人口最多、最受社會關注的省份，終于趕在2012年年底之前，公布費時近一年制定的異地高考方案。四地門檻之高，引起了社會廣泛爭議。　

　　北京的方案只是過渡政策，即使符合較為嚴格條件的隨遷子女，也只能在北京參加中職、高職考試，尚未有放開本科招考的方案；上海則延續了一貫與居住證掛鉤的思路，只有符合A類居住證的隨遷子女，才可就地考取本科，其他類型的居住證，只能報考高職；廣東則實行漸進式改革，逐步放開，到2016年允許隨遷子女就地高考；天津也只是公布隨遷子女參加中高職考試的方案，并未涉及本科招考。　

　　公平之辯：機會公平VS結果公平　

　　曾經三次上書國務院，呼吁放開異地高考的憲法學專家、北京大學教授張千帆認為，隨遷子女享有平等受教育權和入學機會，異地高考條件不能過于苛刻，北上廣等地隨遷子女數量巨大，或可設置一定的門檻，但不宜過高，受教育權和升學機會是隨遷子女基本權利，不能取決于家長的地位、職業、社保納稅年限等。　

　　“家長的社保、納稅年限以及居住證明，只是用來證明隨遷子女并不是高考移民，而不能成為歧視隨遷子女的門檻。”張千帆表示，北上廣目前的方案，尤其是上海、北京，對家長設置了過高的門檻，將大部分隨遷子女拒之門外。因此，對于三地的方案，張千帆評價為：廣東，及格；上海，不及格；北京，零分。　

　　長期致力于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研究的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劉海峰則表示，在京津滬等地，保障隨遷子女的入學機會與保障戶籍學生升學考試權利之間，存在著機會公平與結果公平的“兩難”困境：門檻過高，則無法保障隨遷子女入學機會，不利于機會公平；但門檻太低，則會導致大量高考移民涌入，損害當地學生的升學權利，引起新的不公平。　

　　“透過強烈的就地高考的民意訴求，我們已經看到，家長們不僅僅是簡單地追求平等的權利，更重要的是想分享京滬等地優厚的名校入學機會。沒有基本的入學機會絕對不公平，但通過異地高考來分享名校的入學機會，這是以一種新的不平等代替另一種不平等。”曾寫作《中國高校招生考試中的區域公平研究》一書的李立峰認為。　

　　劉海峰表示，在各方利益、觀點十分對立的情況下，應充分調研，漸進地加以調整或放開。在機會公平與結果公平之間求得平衡。“從這個角度去看，京滬等地推行高門檻、漸進式改革，有其必然性，體現了循序漸進、逐步放開的原則。”　

　　利益之爭：戶籍人口VS外來人口　

　　范先佐告訴記者，異地高考涉及多個利益主體，包括政府、當地戶籍人口與外來人口，利益的博弈影

響到制度設計以及異地高考的門檻。　

　　范先佐表示，在現行戶籍制度和分省定額錄取的高考招生體制下，無論是義務教育階段的優質教育資源，還是高校尤其是名校的招生錄取指標均與戶籍掛鉤。北上廣津等地隨遷子女數量巨大，占學齡人口的比例也遠遠高于其他地區，他們希望放開異地高考的訴求，勢必影響到戶籍人口的既得利益，引起戶籍人口的抵觸和擔憂。　

　　記者綜合有關媒體數據發現，除廣東三本以上錄取率略高于30%之外，京津滬三地的二本以上錄取率均超過50%，甚至有城市達到70%，遠遠高于其他省份。而四地隨遷子女數量巨大，所占比例也較大，北京和上海均超過40%，廣東超過20%，天津也接近20%。“如果完全放開異地高考，即便中央能夠協調部分招生錄取指標，四地想要保持這么高的錄取率根本不可能。這就會損害到當地戶籍考生的既得利益。”一位不愿具名的專家表示。　

　　在北京、上海等地，由異地高考所引發的部分戶籍人士與非戶籍人士的利益博弈呈公開化態勢。2012年10月中下旬，爭取異地高考權利的非京籍家長，與反對開放異地高考的京籍人士一度在北京市教委信訪室發生拉扯。在上海，同樣也發生過類似的情景。　

　　張千帆認為，要靠高門檻來消除高考移民以及外來人口的大量涌入，無疑是飲鴆止渴，必須消除高考招生中的區域歧視，打破高考特權，才能從根本上消除京滬等城市面臨的人口、資源困境。　

　　在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看來，京滬津等地的高門檻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地方政府是重要的利益相關者，既然國家把制定異地高考政策的權力交給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就會根據自身利益設置合適的門檻，漸進式推行改革。”熊丙奇表示。　

　　事實上，京滬津粵等地制定異地高考政策，不約而同選擇“分步實施、逐步解決，先職業教育后普通教育，先中高職后本科，先借考后高考”的思路，除了考量外來人口和戶籍人口的利益訴求之外，還參考了當地教育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充分考慮了城市的功能定位、產業結構布局和城市資源承載能力。　

　　資源之困：特大城市發展不可承受之重　

　　記者從北京、廣東等地教育部門獲悉，由于教育資源準備不足，再加上建設周期較長，使得兩地根本不可能馬上全面放開異地高考。據廣東省統計，如不設準入條件，每年將有超過20萬的隨遷子女進入高中階段就讀。而且，由于隨遷子女80%以上集中在珠三角地區，按現有學生測算，僅珠三角地區將至少要增加200多所初中和高中，新增學校所需的土地、師資、投入等，廣東在短期內根本無法承受。　

　　更為嚴峻的形勢是，在全國普遍出現學齡兒童人口下降、高考人數呈減少趨勢的情況下，由于人口向發達地區流動、生育高峰到來等因素的影響，北京、上海以及廣東未來參加高考的人數，將會呈現上升趨勢。廣東省本地高考生源以每年平均增加4萬多人的速度持續增長，預計到2014年和2015年將處于高峰期。因此，異地高考從2016年放開。　

　　而北京從2011年開始進入隨遷子女高峰期與本市戶籍學齡人口高峰期。到2014年，北京市小學一年級入學人口將由目前的10萬人左右劇增到18萬人左右，增長率高達80%，之后幾年仍將呈持續增長趨勢。即便不考慮放開異地高考可能帶來的新的學齡人口增加，2020年前北京也將面臨巨大的基礎教育學位缺口。“從這個角度來看，北京的異地高考至少在近幾年內難以放開。”那位不愿具名的專家表示。　

　　“除了教育資源緊張之外，資源的嚴重匱乏，也決定了這些地方異地高考的步伐不會太快。”劉海峰表示。　

　　據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北京市常住人口2018萬，非戶籍人口700多萬；上海市常住人口突破2300萬，非戶籍人口890多萬。龐大的人口規模與城市資源環境、公共服務有限供給之間的緊張關系已經非常突出。劉海峰表示，其中北京最為突出，北京是我國最缺水的大城市之一，人均水資源占有量2010年只有124.3立方米，大大低于國際公認的人均1000立方米的缺水警戒線。　

　　“如果異地高考方案對社會釋放過高預期，為分享優質教育資源而舉家遷移來京的情況不是沒有可能出現，可能引發‘教育福利拉動型’人口增長，北京城市資源環境的承載壓力將進一步加大。”北京市社科院副研究員姚兵稱，“到那時，不管是京籍還是非京籍，所有孩子受教育的權利都會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