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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考作為現代化教育背景下對藝術從業者遴選的核心環節，它反映的是國民對藝術的態度及報考者所投注在藝術基礎事項上的精力、興趣和感情。
從人本的角度來看，人人都有接受藝術教育的權利和機會，但當下，在國內藝考生龐大的人口基數下，加之強大的功利驅使，藝考已成為就業、生存或成功的門徑，并有形成一哄之市的態勢。
1905年，現代藝術的開拓者杜尚為躲避兵役，在法國里昂跟隨其外祖父學習版畫，按照當時的法律，律師、醫生和藝術工作者可以免除部分兵役。
而對于藝術工作者（或藝術家）考核認定，杜尚本人有一段詳實的記述可作參照：
評判人是由一些工匠組成的，口試是關于達·芬奇的幾個問題，所謂筆試部分，則展示對印刷版畫方法的掌握。（皮埃爾·卡巴內《杜尚訪談錄》）
100年后，陳丹青講述女兒在美國參加藝考的方式是：
陳述對你有影響的一本書或一部電影、描述你的一個夢（文章就在家里自己寫完寄出），然后通知面試，帶幾幅平時涂抹，看看聊聊，就算錄取了。（《南方周末》）
若借此來看，西方國家藝術招考的自由形式，百年相承，有增無減，相比之下，今天國內幾十萬的藝考大軍除了人數上的增加，半個世紀以來幾乎沒有發生變化，一如既往地遭受曲折、無奈、麻木。
在小編看來，這種特定的遴選方式，會過早扼殺考生們對藝術的興趣，而使之對藝術虔誠的態度也有所損耗。
在招考方式上，半個多世紀的素描、色彩、速寫的科目及其標準依舊奉行，除了少部分學校為對接高校設計教育，以“換湯不換藥”的方式在素描、色彩前加上“創意”前綴，體現改革的姿態。
更有甚者，為減少操作程序，對考試內容直接進行無理由的簡化：
如某美術學院2016年的本科招生考試中，將原來的實物寫生改為畫照片，而類似的方式在其他省份的美術統考中已持續了十年之久。
在組織形式上，高額報名費的誘導和彌補誠信缺失所形成的集中考試方式，加劇了考生與家長的負荷，形成了新的問題。在社會學層面，藝考生絕對數量的“剛需”，也催生了培訓、出版、畫材、交通、住宿等產業。
在中國八大美院的周邊區域，都聚集著大大小小的培訓班和數以萬計的考生，他們在備考和等待中成為這個龐大產業鏈中理所當然的買單人，但是，作為未來的國家公民和藝術從業者，誰為他們不可預知的前途和藝術的良知來買單？
以眼下來看，當藝考遇上春運，這些未來的“藝術工作者”既必須承受因為購票、住宿、飲食及嚴寒天氣所造成的多重困難，又需要掌握不同的繪畫風格技巧且遵循押題、找熟人、送禮等一系列藝術之外的社會套路，從而在藝術的純粹性和現實的殘酷性之間產生認識分裂，經歷比高考更為復雜的煎熬。
試想，一個懷揣夢想的青少年，在藝術的起始階段或許已經輸給了殘酷的競爭，他很可能因此而蛻變成比文化課考生更加成熟的“社會人”。
同“真正的藝術家，最好假設社會是不存在的”訴求相去甚遠，更加無法企及“藝術家只向‘圣者的’的社會講話”（歌德語）的職業使命。
雖然，每年的藝考都能看到一些細微的良性變化（如中國美院取消了英語單科線，天津美院加入了素質考察內容等）。但這些變化都是在“一刀切”式的既定規劃下的局部行為，它不能改變藝術教育的現狀，也無法跟進藝術和社會交互變化的復雜動向。
在中國現有的人口、就業、經濟和文化生態下，教育決策者及其分管藝術的機構在無法改變這種現狀的前提下，為避免變革的風險危及自身，多樂于維持原狀。
在小編看來：
唯有以社會公共教育的多元形式，借助現代化的資訊平臺，提升公眾審美鑒賞，普及新藝術理念，深掘傳統經典，從而“倒逼”藝術院校的學生和青年教師，迫使其以“自救”的方式尋求優秀的教育資源和藝術養分，繼而通過自身的不斷嘗試和努力，或有實效，從而彌補現代化進程中對藝術的再消費。
然而，新的問題在所難免，撥開迷霧尚需時日，權且以陳丹青“有改變就會產生新的改變”來寄望奇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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