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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理群：我現在發現，年輕人比我世故得多，我成了“老天真”了。人家經常說：“錢老師，你真天真！”這是季節的顛倒！你們才是該天真，我應該世故！

要保持赤子之心很難，怎么能夠一輩子保持赤子之心？這是人生最大的難題。在這方面我想談談我個人的經驗，因為在座的還有一些將要畢業的同學，我想講點當年我大學畢業后的遭遇以及我是如何面對的，這可能對在座的即將畢業的同學有點意義。

大家一步入社會就會發現社會比學校復雜千百萬倍，大學期間是一個做夢的季節，而社會非常現實。人生道路絕對是坎坷的，你會遇到很多外在的黑暗，更可怕的是這些外在的黑暗都會轉化為內在的黑暗、內心的黑暗。外在壓力大了以后，你就會覺得絕望，覺得人生無意義，這就是內在的黑暗。所以你要不斷面對并戰勝這兩方面的黑暗，就必須喚醒你內心的光明。我為什么前面強調打好底子？如果你在大學期間沒有打好光明的底子，當遇到外在黑暗和內在黑暗的時候，心里的光明喚不出來，就會被黑暗壓垮，或者和它同流合污。很多人都走這個路子。你要做到不被壓垮，不同流合污，就要在大學里打好光明的底子，無論是知識底子還是精神底子，內心要有一個光明的底子。我自己每當遇到外在壓力的時候，總是為自己設計一些富有創造性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進去，在這一過程中抵御外在和內在的黑暗。壓力越大，書就讀得越多，寫東西也越多，我每一次的精神危機都是這樣度過的。

我經常講，我們對大環境無能為力，但我們是可以自己創造小環境的。我一直相信梭羅的話：人類無疑是有力量來有意識地提高自己的生命質量的，人是可以使自己生活得詩意而又神圣的。這句話可能聽起來比較抽象，我講具體一點。我大學畢業以后，由于家庭出身，由于我一貫自覺地走“白專”道路，盡管我畢業成績非常好，但就是不被準許讀研究生。他們說：“錢理群，你書讀得還不夠嗎？正是因為書讀得多，你越來越愚蠢。再讀書，你要變修正主義了。你的任務是到底層去工作。”所以大學畢業以后我被分到貴州安順，現在看是旅游勝地了，當時是很荒涼的。我是在北京、南京這種大城市長大的，一下子到了一個很邊遠的底層，又正遇上饑餓的年代，飯都吃不飽。我當時被分到貴州安順的一個衛生學校教語文。我印象很深，一進課堂就看到講臺前面放了一個大骷髏頭標本。衛生學校的學生對語文課程根本不重視，我講課沒人聽。對我來說，這是遇到了生活的困境，是一個挫折、一個坎坷。話說回來，這對當地人來說不是坎坷，他們也那樣活下去了，但從我的角度來說，是一個坎坷。我當時想考研究生，想跳出來，人家不讓我考。這個時候怎么辦？

我面臨一個如何堅持自己理想的考驗。我就想起了中國古代的一個成語：狡兔三窟。我給自己先設了兩窟，我把自己的理想分成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現實的理想，就是現實條件已經具備，只要我努力就能實現的目標。當時我分析，雖然對我來說到這里教書是一個坎坷，但是畢竟還讓我教書，沒有禁止我教書，所以我當時給自己定了一個目標：我要成為這個學校最受學生歡迎的老師，而且進一步，我還希望成為這個地區最受學生歡迎的老師。我把這個作為自己的現實目標，因為讓我上課，就給了我努力的余地。于是我走到學生中去，搬到學生的宿舍里，和學生同吃同住同勞動，和學生一起踢足球、爬山、讀書，一起寫東西。這個過程中，我從我的學生身上發現了內心的美。我全身心投入給學生上課，課上得非常好，我就得到一種滿足。人總要有一種成功感，如果沒有成功感，就很難堅持。我當時一心一意想考研究生，但是不讓考，所以我從現實當中，從學生那里，得到了回報。我覺得我的生命很有價值，很有意義，也很有詩意。

我還寫了無數的詩，紅色的本子寫紅色的詩，綠色的本子寫綠色的詩。我去發現貴州大自然的美，一大早我就跑到學校對面的山上去，去迎接黎明的曙光，一邊吟詩，一邊畫畫。為了體驗山區月夜的美，我半夜里跑到水庫去畫。下雨了，我就跑到雨地里，打開畫紙，讓雨滴下，顏料流瀉。我畫的畫完全像兒童畫，是兒童感覺。我堅持用嬰兒的眼睛去看貴州的大自然，所以還是保持赤子之心，能夠發現人類的美、孩子的美、學生的美、自然的美。雖然是非常艱難的，飯也吃不飽，但是有這個東西，我渡過了難關，我仍然生活得詩意而神圣。也許旁邊人看見我感覺并不神圣，但是我感覺神圣就行了。

在這最困難的時期，饑餓的年代，“文革”的年代，我活得詩意而神圣。我后來果然成為這個學校最好的老師，慢慢地在地區也很有名，我的周圍團結了一大批年輕人，一直到今天，我還和他們保持聯系，那里成了我的一個精神基地。

但另一方面，僅有這一目標，人很容易滿足，還得有一個理想的目標。理想目標就是現實條件還不具備，需要長期等待和努力準備才能實現的目標。我當時下定決心：我要考研究生，要研究魯迅，要走到北大的講臺上去向年輕人講我的魯迅觀。有這樣一個努力目標，就使我一邊和孩子們在一起，一邊用大量的業余時間來讀書，魯迅的著作不知讀了多少遍，寫了很多很多研究魯迅的筆記、論文。“文革”結束以后，我拿了近一百萬字的文章去報考北大，今天我之所以在魯迅研究方面有一點成就，跟我在貴州安順打下的基礎很有關系。

但是這個等待是漫長的，我整整等了十八年！我1960年到貴州，二十一歲，一直到1978年恢復高考，三十九歲，才獲得考研究生的機會。那一次機會對我來說是最后一次，是最后一班車，而且當我知道可以報考的時候，只剩下一個月的準備時間。準備的時候，連起碼的書都沒有。當時我并不知道北大中文系只招六個研究生，卻有八百人報考，如果知道了，我就不敢考了。在中國，一個人的成功不完全靠努力，更要靠機會，機會稍縱即逝，能否抓住完全靠你，靠你原來準備得怎么樣。雖然說我只有一個月的準備時間，但從另一個角度說我準備了十八年，我憑著十八年的準備，在幾乎不具備任何條件的情況下，倉促上陣。我考了，而且可以告訴大家，我考了第一名。我終于實現了我的理想，到北大講我的魯迅。但是話又說回來，如果我當初沒有抓住機會，沒有考取北大的研究生，我可能還在貴州安順或者貴陽教語文，但我仍不會后悔。如果在中學或是大學教語文的話，我可能沒有今天這樣的發展，我有些方面得不到發揮，但是作為一個普通的教師，我還是能在教學工作中，就像幾十年前一樣獲得我的樂趣，獲得我的價值。

我覺得我的經驗可能對在座的朋友有一點啟示，就是你必須給自己設置兩個目標，一個是現實目標，沒有現實目標，只是空想，你不可能堅持下來。只有在現實目標的實現過程中，不斷有成功感，覺得你的生活有價值，你才能堅持下去。反過來講，只有現實目標，沒有理想目標，你很可能就會滿足現狀，等機會來的時候，你就抓不住。人總是希望不斷往上走的，所以我覺得人應該有現實目標和理想目標這樣兩個目標，而且必須有堅持的精神。對于我，十八年是一個什么概念？是我二十一歲到三十九歲這十八年。一個人的選擇是重要的，更可貴的是有堅持下來的恒心，有定力。這十八年有多少誘惑，多少壓力，不管怎樣，認定了就要這么做。你可以想見“文化大革命”那種干擾多大呀，不管這些干擾，你要認定這么做，堅持下來，總會有一個機會。即使沒有機會實現理想目標，你還有一個可以實現的現實目標。大家可以體會到，人掌握自己命運的能力很小，但并不是毫無作為的，人是可以掌握自己命運的，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在小環境里，掌握自己的命運，也就是我剛才所說的，人可以使自己在任何條件下都生活得詩意而神圣。

我就是把這樣的經驗帶到我進入北大之后的幾十年生命歷程之中的。在之后幾十年中，我的生活仍然有高峰，有低谷，有時候是難以想象的壓力，身心交瘁，內外交困，但是我始終給自己設置大大小小的目標。一個人的生命、生活必須有目標感。只有大目標、大理想是不行的，要善于把自己的大理想、大目標、大抱負轉化為具體的、小的、可以操作的、可以實現的目標。我把讀一本書、寫一篇文章、編一本書、策劃一次旅游或者到這里來演講這樣的一件一件事情作為具體的目標，每一次都帶著一種期待、一種想象，懷著一種激情、沖動，全身心地投入其中、陶醉其中，用嬰兒的眼光重新發現，把這看作是生命新的開端、新的創造，從中獲得詩的感覺。

我每一次上課都非常緊張 ——包括這一次上課。因為我要面對新的對象，雖然我講的內容有講稿，但是諸位是陌生的對象。我這一套東西年輕人能不能接受？煙臺大學、江西師范大學的學生能不能接受？我是你們的爺爺輩，爺爺和孫子之間能對話嗎？而且還是我所不熟悉的，一個遠方城市的孫子輩，能夠聽懂我的話嗎？我在北京就開始準備，昨天晚上還在準備，一直到今天，我看了好幾遍講稿，反復琢磨，有一種新鮮感、一種期待感。現在從現場反應來看，大家接受了我，我就有一種滿足感。有些內容可能是重復的，但是在我講來卻充滿激情，因為我有新鮮感，有一種創造感。盡管這是一次普通的演講，但它是一次新的創造，是一種新的發現，包括對諸位的發現，也是對我自己內心的發現。而且我追求生命的強度，要全身心地投入。大家看我的演講的風格就是全身心地投入。我曾經給北大的學生有一個題詞：“要讀書就玩命地讀，要玩就拼命地玩。”無論是玩還是讀書都要全身心地投入，把整個生命投入進去。這樣才使你的生命達到酣暢淋漓的狀態，這是我所向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