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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校從來都是自帶光環，而對世界各地的名牌大學進行排名，這門公開的“生意”做的
風生水起。
“洋排名”引進來，“土排名”也跟著冒出來。在“雙一流”建設的大背景下，排名機構簡直是站在了另一個風口！
A排名是一家世界大學排名。他們在全球范圍內給各個國家的頂尖大學提供診斷，應該如何在該排名上取得進步。當然，服務是要收費的。A大學排名診斷咨詢費一般幾萬美元的價格不等，而這項星級認證的收費是2萬美元/年，一次性收3年的費用。
目前，國內個別院校，如北京師范大學、北京航天航空大學、南開大學等院校拒絕給大學排名機構提供數據，導致在某排名榜單上缺位，敬重他們的人很少。更多的人則預測，出于利益考慮他們遲早會提供數據。
多位985大學的同行透露，商業排名機構目前已經將中國大陸視作重點推廣其業務的地區。為了改進大陸機構在排行榜上的表現，新增的學者和雇主調查對象，中國大陸地區占據了越來越大的份額。如果是一項公允的大學評價，排名機構敢不敢公布抽樣的詳細方法？
能不能直接拿商業性排名機構提供的榜單，來決定給我國公辦大學的投入，在學界，很多學者態度鮮明—堅決反對！
記得10多年前，世界大學排名剛剛誕生的時候，很多人都不看好它。主要的原因有三方面：
第一，大學是如此的復雜和多樣，以至于根本不可能通過若干簡單指標進行全球性的對比；
第二，大學是一項公共事業，而大學排名供給者的商業性很強，所以學術界似乎應該斷然不可能接受它；
第三，世界大學排名從誕生之初就不受教育主管部門待見，長此以往肯定無以為繼。
然而，10多年后，世界大學排名卻充滿了生命力，從年頭排到年尾，牢牢占據各類媒體的醒目之處。
為什么大學排名會在全球范圍內引發如此熱烈的追捧？
從大學舉辦者和投資者的角度說，希望通過全球性的尺度來衡量大學管理者的管理績效。
從大學管理者的角度來說，大學排名是學生擇校的風向標——能在排行榜上占據有利的位置就能夠吸引到更好的生源，同時也能在吸引到更加優秀的教師，并且提升自身的資源吸納能力。
從政府的角度說，高等教育是國家和區域制定全球戰略的制高點，全球性的大學和學科排名，為政府了解本國和本地區的高等教育和科技創新實力提供了證據，世界大學排名成為了公共資源以及政策效果的擔保者。
出于比較的目的，世界大學排名把各種類型的大學列入“排名表”，使得原本多樣化的高等教育機構簡化成了單一的全球性市場。
排名強有力地增加了國家之間以及國際之間的競爭壓力，并且也潛移默化地影響了國家的政策制定以及院校行為。
然而，我們始終不應該忘記一點：大學排名，它是一門生意（business）。生意的背后就是利益相關關系，被利益相關關系所強烈左右的生意如何能夠肩負公共評價的使命？！
須知，全球大學排名之間，也會“互撕”。
有一次，當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世界大學排名的負責人質問英國QS世界大學排名負責人說：“你們就是以大學排名作為生意的，如何能夠確保獨立性呢？”
QS排名負責人的回答是：“沒錯，我們確實將大學排名做成了生意。但是我們專注于這項業務，也受到業界的監督。我們不會一邊辦著報紙一邊給大學排名，或者自己本身就是大學來給大學排名。”
一家商業性的大學排名可以如何獲取利潤？筆者在這里給國際排名和國內排名分別舉一個例子：
A排名是一家世界大學排名。他們在全球范圍內給各個國家的頂尖大學提供診斷，應該如何在該排名上取得進步，所提供的常規策略包括：
在學校的統計公告上提供更加有利于排名的教師、學生人數等統計數據；
推薦更多對本校友好的學術專家參與同行評議；
推薦更多雇傭本校畢業生的雇主代表參與雇主評價；
建議大學推動學者進行更多的國際合作研究，即便沒有很實質性的合作，也爭取讓國際合作學者帶上本校學者的名字；
參與該排名所組織的星級認證體系，以便在國際上獲得更高的顯示度。
A大學排名診斷咨詢費一般幾萬美元的價格不等，而這項星級認證的收費是2萬美元/年，一次性收3年的費用。
B排名是一家本土排名機構。他們在本土給大學提供咨詢，收費價格為咨詢一次5-6萬人民幣。該排名的文獻數據來源并非依托任何國內外知名的引文索引數據庫，而是自己在沒有充分同行評議基礎的前提下，自創了一個引文索引數據庫，該數據庫的售價為首次采購6萬人民幣，每年的維護費2.4萬人民幣。
不難發現，A和B兩家排名商業模式的相同之處是：借助于大學排名，向大學出售咨詢、認證、數據類的產品。
令人非常奇怪的是，這些現象行內人所共知，卻很少有人公開戳穿它。
教育主管部門在評價大學的時候經常將商業性大學排名作為評判大學辦學績效的重要依據。不少大學校長會十分重視每一家大學排名機構的來訪，親自參與會談，給予高規格接待。
大學排名機構的代表還會公開發表如下結論：
“中國有88所大學的學科進入全球前400名，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已為爭創‘兩個一流’奠定了基礎”，
“ 中國在穩居擁有世界第二多一流學科的大學基礎上,不斷勇攀高峰,已經提前部分完成了建設‘雙一流’大學的一些目標”，
“ 中國大學積極‘走出去’，加強國際學術交流和合作，世界范圍內對中國大學學術能力和影響的認可不斷上升”……
中國的高等教育真的需要這樣一家商業機構來肯定我們自己辦學的“政績”嗎？
目前，國內個別院校，如北京師范大學、北京航天航空大學、南開大學等院校拒絕給大學排名機構提供數據，導致在某排名榜單上缺位，其后果是，這些學校沒有受到理應受到的尊敬。更多的人則預測，出于利益考慮他們遲早會提供數據。
無論何種領域的評價，評價的主體應該具備很強的獨立性，如果存在明確的利益相關關系，很難保證排名的獨立公允。
如果排名的開發機構是大學，這所大學就應當首先排除在排名的范圍之外；
如果排名的機構是盈利性的企業，這家企業應當獲得充分的學術認可，并且其盈利模式和評價本身并不構成明顯的相關關系；
如果排名的機構是高等教育的非營利機構，在保障專業性的同時，它還需要確保評價方法和數據采集的科學性。
那么，目前主流的大學排名機構是否符合這個標準？多位985大學的同行透露，商業排名機構目前已經將中國大陸視作重點推廣其業務的地區。為了改進大陸機構在排行榜上的表現，新增的學者和雇主調查對象，中國大陸地區占據了越來越大的份額。如果是一項公允的大學評價，排名機構敢不敢公布抽樣的詳細方法？
滬上一位知名學者有這樣一則論斷：注重排名甚至根據排名進行決策存在風險，依據大學排名名次進行決策的程度越高則風險越大，并認為大學排名當不得“真”。
而我們本土的一家大學排名機構的主要負責人則坦言，“大學排名絕對不是排給內行看的，內行不需要看大學排名；只有考生、家長作為外行不了解大學，又需要通過簡化的信息了解大學，作為選擇大學的依據時，大學排名才成為了需要。”
那么，問題來了：當主管部門雖然多次明確表示各類排名與政府無關，卻又通過各種內部途徑向大學傳遞采信所謂“四大國際排名”時，大學該何去何從？相信所有學界人士都認同一點：我們的大學辦得如何，并不需要商業性大學排名來幫助認知。
而小編想說，關于大學排名的真面目，只有那些對排名的甜酸苦辣有深切體會的大學校長的話才值得一聽呢：
廈門大學校長朱崇實：大學不能在“爭創一流”的過程中迷失方向，要有“定力”，有洞察力。不能排行榜上把你排在一個什么位置，你就能斷定自己是什么。
西南交通大學校長徐飛：（以笑話打比方，談大學排名的危害）大家都知道獅子是森林之王，別的動物都要向獅子學習。若干年后，除了獅子還是獅子，其他動物都成了瘋子。
北京大學校長林建華：一所好的大學，其實不用看什么排名，你只要進去和老師、學生談一談，聽一聽他們在想什么、怎么想問題、想什么問題，你就知道這所學校是不是世界一流了。
美國萊斯大學校長大衛·李博隆(David Leebron)：追求排名只會讓越來越多大學趨同，并忘記自己的特質。每個大學都應該有自己與眾不同的地方，無論是大學排名還是學校規模，都不是大學精神的一部分。
北京大學原校長許智宏：大學排名像是懸在中國大學校長頭上的一把劍，很多大學校長為了得到體面的學校排名，不得不按照大學排名的各項指標進行學校建設，導致中國很多大學沒有了特色。
復旦大學原校長楊玉良：（談大學排名的危害）“一流大學”成為指標化和數字里的“一流大學”。令人擔憂的是，與這種大學排行榜相對應的評價、評估方法，正在成為一種“制度”。廢除那些不符合科學精神和學術傳統的學術評估和評價制度，或許將益于“學術空氣”的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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