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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開放日成為全新的招生方式、小班化教學使學生和教授增加互動、每周一半左右課時是討論課、培養學生的批判思維和獨立思考能力、全球三個校園和數十個教學中心供學生海外交流……
11月11日下午，在鄭州舉行的第七屆全國中外合作辦學年會上，已招4屆學生的上海紐約大學再次引發與會嘉賓的關注。
“上海紐約大學旨在建設一所世界級、多元文化交融、文理工學科兼有的研究型大學，探索全球化進程中不同文化與教育的合作，促進中國高等教育的改革與創新。”會上，上紐大校長俞立中再次闡釋創辦這所中外合作大學的初衷。
而這僅僅是中外合作辦學的一個范例。
據了解，截至目前，我國經審批機關批準設立或舉辦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已達2469個，涉及30個國家或地區的830所外方高校，以及理工農醫人文社科等12個學科和200多個專業，各級各類中外合作辦學在校生總數約56萬人。
不忘初心，融合中創新
去年12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審議通過的《關于做好新時期教育對外開放工作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被稱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份全面指導我國教育對外開放工作的綱領性文件。對于中外合作辦學，《意見》提出，要完善準入制度，改革審批制度，開展評估認證，強化退出機制，加強信息公開，建立成功經驗共享機制，重點圍繞國家急需的自然科學與工程科學類專業建設，引進國外優質資源，全面提升合作辦學質量。
“中外合作辦學，在未來應該引領和示范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發展方向，或者說尋找改革創新路徑，把國際一流的經驗在中國土壤上進行中國化的實踐，這是我們辦學的初衷，而不應僅僅局限于資源的引進，更不能成為學校的搖錢樹。”年會上，教育部國際司副司長李奇勇再次闡明中外合作辦學的初衷。
而在不久前，教育部國際司涉外辦學和監管處處長閆炳辰把開展中外合作辦學的意義闡釋得更為直接———中外合作辦學是中國參與國際標準制定、發出中國聲音最便捷、最切實有效的途徑。
“在前100年，中國高等教育是精英教育，從2002年至今進入大眾化階段，再有4年或者更少的時間，當毛入學率超過50%，我們將進入普及化階段。到那時，家長和學生對高等教育的需求將會出現更加多樣化、靈活性、個性化的特點，如何滿足這樣的需求，中外合作辦學肩負著重任。”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會長瞿振元在年會上表示。
“中外合作辦學項目開展的人才交換、流動帶來許多新的信息，為區域經濟帶來發展的靈感和契機。區域經濟的發展又帶來中外人文交流的繁榮，充實豐富中外人文交流機制。”中原工學院副校長杜建慧坦言。
面對新的教育對外開放形式，中外合作辦學如何開展？廈門大學中外合作辦學研究中心主任，中國高等教育學會中外合作辦學研究分會理事長、年會主席林金輝指出，中國已經進入創新驅動、創新發展的新階段，中外合作辦學要有領先一步的意識、基礎和能力，必須克服各種辦學短期行為，聚焦學科建設和師資隊伍建設，著眼創建扎根中國土地的現代一流教育，實現《意見》所提出的“效益明顯提升”的目標。“未來應主動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不斷增強服務中心工作能力。”
加強頂層設計
少些“摸石頭過河”
年會上，李奇勇表示，中外合作辦學未來的發展新趨勢呈現4個特征，即將更加注重質量，更加注重吸納和輸出并重，更加注重創新驅動，更加注重有序自律。“中外合作辦學的開展將更加理性，不會像此前一樣，碰到誰就是誰，而是要有計劃、有思考、有指導。”
那么如何加強中外合作辦學的頂層設計？
李奇勇表示，首先是修法。《中外合作辦學條例》及其實施辦法頒布實施至今已有十幾年，一些條款暴露出一定的滯后性和局限性，難以滿足現階段中外合作辦學發展需要，亟須修訂和完善，解決教育對外開放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二是規范程序簡政放權，強化服務意識。據李奇勇介紹，今年，教育部國際司著手起草了三個指導性文件，分別是“關于做好高等學校赴境外辦學有關工作的通知”、“關于高等學校舉辦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有關條件的申報指南”、“關于做好高等專科教育中外合作辦學工作的通知”。據悉，三個文件已基本完成面向省市、高校征求意見工作，正在進一步修改完善。
對于這一利好信息，林金輝認為，應該加強中外合作辦學科研工作，為中外合作辦學條例實施辦法的修改提供思想準備、理論準備和輿論準備。“在推動實踐的同時，更多做些科學調研，探索中外合作辦學規律和原則，推動成功經驗共享機制的建立。”同時，林金輝強調，科學調研應有科學的程序和方法，才能設計出具有權威性和公信力的示范性標準及其實施規則，否則，所謂成功經驗難以站得住腳，也未必有普遍意義。“比如所謂辦學成功不是辦學單位的自我宣傳，更需要社會認可；對于畢業生就業，不能只看就業率或出國率，還要看就業質量。”
“未來，摸著石頭過河的時代也將過去，更多的是加強頂層設計，做好規范管理。”李奇勇說。
質量，還是質量！
“學科重復建設問題突出，部分專業設置缺乏長遠規劃。在中外合作辦學評估中，工學和管理學參評項目占全部參評學科的比例較高，而農學、歷史學等學科領域辦學相對較少。”會上，教育部學位中心主任王立生分享了一組中外合作辦學評估結果。
近幾年來，中外合作辦學的工作重點開始從規模擴大、外延發展向內涵建設、質量提升方面轉移，但仍存在著區域發展布局、學科專業布局不合理等問題。
“至去年年底，東部10個省份已有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占全國總數量的49.1%，中部占19%，西部只有9%，東北三省占22.9%。”林金輝認為，近幾年，中外合作辦學分布東多西少，發展水平不平衡的狀況有所改變，但調整布局的力度還需加大。
今年5月，廈門大學中外合作辦學研究中心發布了國內首份中外合作辦學發展報告。報告指出，教育體制機制改革是中外合作辦學的關鍵，課程、教學和師資建設，是中外合作辦學提質增效的核心。但目前“飛行教學”的現狀在一些非法人設置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及一些項目中仍然存在，有的“飛行教授”來華教授一周就算完成一個學期的教學時數，不符合教學規律和學生的認知規律，質量難以保障。
針對此，教育行政部門已經有所行動。林金輝表示，從近期中外合作辦學政策動向看，教育部相關部門工作中心開始下移，不斷強化辦學單位的質量主體意識，形成監管合力；課程體系建設和師資隊伍建設日益得到重視，相關措施也在不斷完善；目前關于精品課程的建設已經引起國家教育行政部門和辦學單位的重視，同時，關于引進課程的標準也在探索和制定之中。
引進來還要走出去
今年9月，來自中國的440名大陸學生飛赴廈門大學馬來西亞分校，他們和將近200名本地學生成為該校第一屆新生。廈門大學也成為中國開展對外文化交流、高校海外辦學的“探路者”之一。
據了解，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全國經審批機關批準設立或舉辦的我國教育機構境外辦學機構和項目共有103個，其中機構5個。“高校境外辦學標志著中國高等教育向‘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的戰略轉型。”林金輝說。
但也應該看到，教育的引進來與走出去存在嚴重不平衡。如前所述，我國與世界各國已舉辦各級各類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已達2469個，各級各類中外合作辦學在校生總數約56萬人。
《意見》明確指出，要鼓勵高等學校和職業院校配合企業走出去，鼓勵社會力量參與境外辦學。隨著國家“一帶一路”建設的持續推進，企業“走出去”開拓海外市場、拓展海外業務已經成為一股潮流。在我國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往往面臨語言及文化認同的障礙，人才的國際化成為關鍵性的因素。與此同時，一些國家尤其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我國高校走出去辦學需求旺盛。
對此，林金輝建議：“應統籌設計‘引進來’與‘走出去’的政策措施，加強境外辦學事中事后監管，提高質量和效益；應盡快建立和完善高校境外辦學質量保障體系，就招生、學科專業設置、課程、教材、教學和師資，管理體制機制和質量評價體系，以及學歷學位頒發及其認證等做好頂層設計。設計時，既要參考國際標準，又應體現中國特色。”
本屆年會組委會在大會期間還承辦了中組部、教育部聯合召開的中外合作辦學黨建工作座談會，以及教育部中外合作辦學專家培訓會。中國高等教育學會中外合作辦學研究分會也在年會期間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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